图：我们一家参加马来西亚法会
先生关进移民监，申请难民被拒雪上加霜
我先生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一直也没找工作。一是因为不会语言，二是对当地不熟悉，不认识什么人，也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所以我们去景点讲真相，他就在家看孩子。
有一天李阿姨说：“有学员做按摩工作，你让士清去学做按摩吧，在家光吃老本怎么行啊，我给你问问看他们缺不缺人。”
“行，阿姨你帮我问问，我回家再问士清愿不愿意去。”我说
上午讲完真相下午回到家，我问先生：“今天李阿姨建议你去做按摩的工作，我们有个学员在做按摩，阿姨说问问他们招不招人。”
“行，让阿姨问问，如果他们招人我就去试试。”
在马来西亚的按摩店和中国不同，很正规，有很多人是为了身体不舒服才去做按摩的。在马来西亚有很多中国的男人去做按摩这个工作。
李阿姨问了那位学员，正好那位学员不想在那个店工作了，店里缺人。就这样我先生开始在那个按摩店工作。
我先生是现学现卖，他工作的店是个小店，生意也不是非常的好。他住在店里，每周来家一次。每天三顿饭要在外面吃，去了饭钱，所以也没挣多少钱。虽然挣的钱不多，但好在比没有收入的好。
这样他干了大概5个月，在2010年4月27日，马来西亚的移民局抓黑工，他们的店被移民局的人突袭，我先生因为是难民不能打工，所以他被抓到了马来西亚的移民监。
先生被抓进移民局的第二天，我弟弟一家三口就来马来西亚看我和我父母。
我去机场把弟弟一家三口接了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弟弟问她姐夫现在干啥呢。我说他做工被马来西亚的移民局抓起来了。弟弟听了以后默不作声，我知道他心里着急，一路上我也没再说什么。
后来，弟弟还陪着我去找我先生按摩店的老板，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先生放出来。他问按摩店的老板，如果需要钱，他可以出，能把人放出来什么都好说。
按摩店的老板讲，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他也没办法。让我们去找难民署，只有难民署出面人才能放出来。
因为我先生被关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放回家，所以我也没心情陪弟弟玩，就找了个出租车带着他们去玩，我在家看三个孩子。
弟弟全家在马来西亚呆了7天就回中国了。
走之前弟弟为我的生活现状担忧，私下和我说：“不行回国吧。”
“你看你们吃没的吃，住没得住的，甚至连个床都没有。”
“还有两孩子，成天呆在房里，像坐牢一样。啥也不能学，在国内怎么都比这好啊。”
“这些都是短暂的，等我们到了第三国就会好了。”我说
送走了我弟弟一家后，又迎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2010年6月7日，又到了我去难民署换信的时间。这次是个非常坏的消息，难民署的官员告诉我被拒批难民身份。理由是我回中国没有危险。让我补充材料。工作人员讲我不能帮你，这是上面的决定。但是难民署还是给了我保护信有效期到2011年8月5号。
原本先生关在移民监的事情已经让我非常的苦恼，这头难民身份又被拒批，对我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雪上加霜。
移民监在郊外，离市区很远，车程也很远。看先生一次非常不容易，要先去警察局开信，带着信去移民监，这些都要找当地的学员帮忙，因为我不会语言，也没有交通工具。
在他关押期间我只去看了他一次，是当地佛学会长的太太开车领我去的。我给先生带了些钱。之后就没去看他。我不是不想去看，是因为实在不愿意麻烦当地的学员。
好在移民监可以偷偷打电话，他有时会来个电话，我也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电话是关在移民监其他人的，我先生让我给这个号码不定时的充点电话费。
先生在关押期间吃不饱，移民间不让出来活动，在移民监没有华人语言也不通。还被关押在海外监狱，对于一个良民，他的苦楚也是可想而知。
先生在被关押期间，我去难民署，也给难民署写信。当我第三次为了我先生去难民署的时候，外面的难民署工作人就不让我进去。他们说你已经来了两次了，让我回家等吧。这期间我父母也因为我丈夫被关押去难民署。
我家申请身份被拒，先生被关押，母亲因为压力上火，眼睛突然就花了，这些事没发生之前，母亲看书很清楚，这些事发生后，她眼睛就看不清书上的字了，开始带花镜了。
我还多次去马来西亚的移民厅，移民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难民署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只要难民署去接人我先生就可以放出来。
在一次去难民署的时候，我曾经问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我先生什么时候能放回来，他们官员讲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也许半年。他们也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的心也变的更焦急。
我一边准备上诉材料，一边担心着先生简直是压力重重，又没有人可以帮我，没有身份，没有生活来源，又不能回国，简直是进退两难。
我到了马来西亚以后，在《明慧网》发表了一个我和家人被中共迫害的消息，结果警察就知道了，去我婆婆家问我们去哪了。我婆婆说去北京了，在哪不知道。警察还说要去北京找我和我父母。这是后来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所有我不能再回中国。
搬家母亲做了一个梦
在先生被关押期间，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五颗大枣树变成了五颗梨树，而且都熟了，然后母亲就把这个梦告诉了我和父亲。
“你看士清被抓进去了，海燕还被拒了，咱们搬家离开这儿吧。”父亲说
“枣树梨树谐音是早离，5颗枣树变5颗梨树，咱家正好5个修炼人（我先生不修炼），这是点悟咱们早点离开这里。”父亲说
其实枣树和梨树还有另一层深意，悟不到，也不敢去想。
当时我心情非常的糟糕，对这个梦根本也没在意。就想搬个家也好，换换新环境，换换心情。
当时学员小冷夫妇住在普渡，小冷的太太叫小陈，她几乎每天都去独立广场讲真相。她知道我想要搬家，就对我说：“你搬到我家附近去住吧，我帮你找房子。”
“我们住的地方离火车站近，附近有早市，离难民署也近。”小陈说
“附近还有幼儿园，你家两个孩子可以上幼儿园，我儿子也在哪上幼儿园，感觉挺好的。”
我想孩子都这么大了，儿子都已经快7岁，女儿也5岁了。他们不能上学，至少上个幼儿园吧。我住的附近有也没有幼儿园，即使有我们没车，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我住环境也不好，孩子连玩的地方都没有，除了每天呆在房间没别的地方去。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非常想上学。
曾经有几次儿子对我说：“妈妈我想去上学。”
“你不能去上学，因为咱们的身份不允许。”我说
“为什么不能上学，我要上学。”
“我就要上学。”
他一边说一边就哭了，我心里也非常的难过，看着他幼小的身影，但也只能无奈的安抚他。
“等咱们到了第三国，你就可以上学了。”对于什么时候能去第三国，我是真的想象不到。
女儿虽然小，但也很想上学。
有一次看到有芭比娃娃的书包就向我要：“妈妈，我要是上学了，你就给我买芭比娃娃的书包。”我说好。
两个孩子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在上幼儿园，所以他们大概知道上学的意义，知道幼儿园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还有老师。子善在幼儿园的时候学珠心算，能算三位数加三位数，老师一直夸子善聪明。
女儿天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坐校车，车上有10来个小朋友。有小朋友不听话，老师就用报纸卷了纸棍子，谁不听话就打谁。天缘那时不到3周岁，她把纸棍子藏起来，为的是小朋友不挨打。后来幼儿园老师和我讲这件事说:“车上那么多孩子，比她大的也有，谁都不敢，就你闺女胆大，居然敢把我的棍子藏起来。”
我想天缘虽然小但很有善心，知道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她知道保护小朋友，不希望看到小朋友挨老师的打。
自来到马来西亚，他们每天呆在房间里，没电视、没娱乐，也没小朋友。他们虽然小但也感到和在中国不一样，他们可能也是感受到孤独，只是不会表达吧，所以他们都想上学，甚至听说不能上学就哭了。
之前我也去当地的一所小学校去问过，校长讲他们不接收难民的孩子上学，只有马来西亚的公民可以。他告诉我可以上私立的。
后来了解到私立学校学费很贵，我们又没有工作，家里也没深厚的积蓄，家的条件不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想到这些，搬家后孩子至少能上幼儿园，幼儿园的费用还是能承担的，也算是好事。这样我就拜托小陈帮我找房子。很快她就帮我找到了房子，和她家仅隔着一排楼房。
我和父母收拾收拾就搬家了，本来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三个旅行包，几双筷子碗，一个电饭锅，一个炒锅，这样我们就搬到了普渡。
这个新家也是两室一厅，相对之前的个家凉快很多，面积也大很多。父母也不用住在厅里了，因为两个卧室都很凉爽。
当时觉得普渡这个地名很好，但是没想到，一到了晚上就是个红灯区，小陈之前也没和我讲这件事。心里这个烦，感觉是从狼窝挪到了虎穴。但是刚搬来，又不好马上就搬走，想先住一阶段在看吧。
搬到新家后，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幼儿园。儿子成了他们班上超龄的孩子。但他们至少有小朋友一起玩，不会象之前一样孤孤单单的在家里了。
有一天幼儿园小朋友过生日分蛋糕。子善回家后小饭盒里有块模糊的蛋糕，母亲也看不出是蛋糕，以为是剩的饭就给吃了。当儿子找饭盒发现蛋糕没了就开始哭。
“子善，怎么了，哭什么？”
“我饭盒里有块蛋糕，是幼儿园分的。我想拿回来给你吃，但是没有了”子善边说边哭。
母亲听到后才知道饭盒里的是蛋糕，是孩子没舍得吃留给我的。
“我说没关系，子善长大了，知道有好吃和别人分享了。妈妈谢谢你。姥姥不知道是蛋糕所以吃了。下次妈妈给你买蛋糕吃。”
虽然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很贫寒、简单。通过蛋糕这件事，孩子的这份善良却让我很安慰。
来到马来西亚本以为会很安安稳稳的不用在担心害怕，没想到会遇这么多磨难。在中国先生就因为我修炼而担心遭到警察的迫害，没想到在马来西亚因为工作、为了生活还要被关起来。孩子不能正常上学，人身安全也没保障。
我被拒批难民身份后，告诉了弟弟，弟弟在电话里说，实在不行就回来吧。
“其实我也想过回家，但是不敢哪，怕一下飞机就被警察带走，剩下两个孩子怎么办。”
“子善该上学了?”弟弟说
“我们的身份孩子不能上公立的学校，只能上私校，一年一万多马币，钱太多。”我说
“我们还得搬家，这附近也没有华人的私立学校，那边的房费也贵。”
“你看你们的身份到底能不能搞定，如果不行就回来。孩子是必须要上学的，学费我出，你别担心。”弟弟说
“你看看怎么弄，到时候告诉我，我给你汇钱。”
“行，先谢谢你，我在看看，如果需要的时候在管你要。”
再次递交申诉材料
6月7日被拒以后，6月13号我就向难民署递交了申诉信，这次的申诉也不是很长，也没有什么新内容。
一方面是我对申请政治避难的难民的定义不知道，也不懂。甚至连主申请、副申请都没弄明白。被劳教、被中共迫害没有证据，也不懂要给难民署提供间接的证据。而不是你说修炼遭迫害就遭迫害的。
另一方面，从劳教所出来后的10年间，我一直在修炼，所以这10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修炼会再次遭到中共的迫害。甚至是我的家人都因为我生活在恐惧中。
我心里认为，这些恐惧都是正常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是还在修炼的坚持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都承受着这样的痛苦，他们其中有很多人承受的比我还多很多、甚至更严重。
我坚持修炼我就要承受这些恐惧、迫害。我并没有察觉到我这个思维是不对的。
在申诉信中，因为没有表达这些，更加痛苦的结果的在等着我的全家。
在这些焦虑和无助又过了两个多月，难民署工作人员给来电话说，7月3日可以去难民署接你先生回家，这个消息对我来讲非常的意外和高兴。先生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我的一桩心事算是了了。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7月3日上午，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到难民署的办事处，10点多终于看到了先生，他瘦了很多，两个孩子则非常高兴。
我们一家走回了家。我在路上告诉他我们搬家了，难民署离咱们的新家很近，走路就可以到。
回到家，我告诉先生身份被拒批了，他也没说什么。先生原本就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是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很难过。
有一天和母亲闲聊。
“只要给我身份，去哪我都愿意，分到挪威我也愿意。”我说
“分到挪威我可不去，那里黑天多白天少。”母亲说
“你不去我去。”我说
母亲在心里难过，心想这身份要真下来，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还是一家人吗?
母亲独自在厅里难过，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在似睡非睡的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告诉母亲：“3月8号一起走。”
母亲瞬间就惊醒了。
母亲和我们讲了这件事，我也没当回事，觉的这是不可能的。母亲又和景点的阿姨们讲，回来还和我说。
我和母亲说：“你和人家讲人家能信吗？我都不信。李阿姨拿身份都5年了还没走，咱家都被拒了，连个身份都没有，还一起走，还3月8号，谁信呢？”
“以后可别和别人讲了，不着边的事，人家都会笑话咱家的，这家人想走想疯了吧。”
二次被拒批难民身份
我递交上诉材料7个多月后，2011年2月10日去我去了难民署想知道我的申请有什么消息了，官员告诉我4个月后再来，我问为什么，工作人员讲他们还在审查我的案件，有什么事情他们给你打电话。
当我6月份再去的时候，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告诉我8月6日再来。
2011年8月6日当我再次去了难民署，早上8点前我们全家到了办事处，等到下午1点多工作人员叫到我，告诉我再次被拒批难民身份。理由还是我在中国没危险，你们就是信仰问题。
1．认为我是法轮功学员，回中国，中共会抓我，但只是关押一段时间，或花些钱就可以放出来，不会有危险。
2．我的家人没有受到迫害，牵连。
3．我在马来西亚近一年多，没有受到中领馆的威胁，骚扰。如果你是很重要的人物，中共早就把你抓回去了。
4．在从中国到马来西亚的路途中，可以拿着自己的护照出境，没有被抓。
5.因为我们是普通修炼者，不是头领，在中国没有引起高度注意。
这次被拒以后，对我打击比上次被拒打击更严重，感觉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因为这次被拒，难民署不再给我保护信，我和家人的日常出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时时面临危险。
马来西亚是个非法移民很多的国家。警察可以随便查看路人的身份。假如我出去买菜或在什么地方碰到了警察查身份，一旦查到我身上，看到我没有身份警察马上会把我带走关押移民监，然后会遣返中国。
我们带着这个坏消息回家了。因为心情不好也不感觉饿，回到家也没吃饭，用凉水简单的冲了个凉。母亲去独立广场讲真相还没回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很无奈了低下了头。先生也很无奈的躺在厅里的长木椅上闭着眼睛假装休息。
冲完凉后我就抱着女儿躺在水泥地上睡觉，其实我一点也不困，但是这次的消息太难过，承受到了极限，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先生和父亲都在，我也不能表现的太明显，所以就说要睡一会。等醒了以后再说，只能暂时忘却一下吧。
下午2点多，母亲讲真相回来了，她一进家门，看到我们的表情，就知道这次去难民署没有好结果。当时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从来没想到申请个身份会这么难，一次又一次的被拒。
二次身份被拒后再上诉
在马来西亚众多申请难民的学员中，我的家庭是第一个被拒批的，也是第一个两次被拒批的。所以在其他学员的眼中，我的家庭修炼状态是出现了大问题，所以我们身份才被拒。
再次被拒批后，心里压力更大了，对于我的家庭来讲，不能回国，也不能去其他的国家，现在连难民署的信都没有，之前就怕中共的警察，现在连马来西亚的警察也要怕了，怕他们查看身份。
简直是走投无路，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再次向难民署上诉。
我在网络上找了在芬兰的学员丽丽，我和她曾和关押在一个劳教所而且同在一个寝室。我想让她给我出一份我被关押在劳教所，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的证明。
丽丽的妹妹丽华也和我交流，让我向内找。虽然暂时看不到光明，但光明也许就在前面。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泰国的学员，让她和我交流。
在和泰国学员的交流的过程中，才知道泰国有二次被拒批的事情，还有三次被拒批的。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见了点缝，上诉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被拒批后，学员阿雪和另外一个山东学员也面临被拒的问题。当时比我后来的学员有的都拿到了难民身份。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学员也在一起交流申请难民身份的事情。
拿到身份的小鹤夫妇讲，他们写完材料后，反复的看，尤其是时间记的牢牢地，还想难民署的官员都会问到什么问题，夫妇两人还互相提问。在知道和难民署具体面谈的时间就开始为面谈做准备。
一起来的学员小革也讲。她写申请材料写了一个月。这是第一次听她说关于申请的事情。
听到这些后消息后对我触动很大，才知道他们为了申请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
在和学员的交流的过程中，大概知道了我为什么被拒批。
从人的理讲，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让难民署的工作人员相信因为我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的迫害。
从法理上讲，我精神上欠的债太多了，我要偿还。因为一次又一次被拒后，我的这份压力一次比一次大，我在承受的精神痛苦的时候也是在消减业力。
于是我又开始准备上诉的材料。我把我在中国10年里承受的精神迫害和警察随时抄家带来的恐惧写了出来。我的亲人因为我坚持修炼，也担心我被中共再次迫害。
我身边的朋友因为修炼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我也因为讲真相多次险些在被抓走迫害。因为修炼大法让我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我追寻的是真、善、忍、普世价值，学法让我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我毕生不能因为外在的迫害而放弃修炼大法。
记的是阴历八月十五，我把学员红姐（她以经拿到难民身份）叫到我家，准备吃顿便饭。正准备吃饭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学员和大陆的一位学员来到我家。我看到他们来很高兴，也就邀请他们一起吃个便饭。
我们就边吃边聊。他们的大意就是，让我向内找，这些磨难就会消失。在饭桌上我也没说什么。吃完饭我送他们到楼下。
我被二次拒批以后，小陈给我找几篇她认为非常好的交流文章，我记的有一篇文章叫《当自己的家》，让我看到了其他学员的境界，看到他们在磨难中的表现，信师信法就能走出魔难那颗坚定的心。
新西兰魏阿姨知道我被拒以后和我交流，建议我把《道法》和转法轮里主意识要强背下来，所以每天我的脑中不断的反复的背诵这两段法。长时间的针对身份的事发正念。
在被拒的过程中，也有让我非常感动的事。马来西亚的学员John的太太讲，你写的故事要打动难民署的官员，让人相信你。
有一天，John、Jason、佳杰突然来到我家看望我们一家人，因为当时我和我父母都在家里，因为没有身份，父母就很少去独立广场讲真相了。
他们的看望真的是带着关心和安慰来的，他们也没让我向内找，
但他们的言语很真诚，安慰我们这些难会过去的，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那份真诚和关心。。
还有李阿姨和魏阿姨，在听说我家被二次拒批以后，上午讲完真相，下午就赶来我家看望我们。对于一个在难中的人，这些看望和安慰都让我充满温暖。
在John他们来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在一个境界中，我手里舞动着一把红缨枪。四个人坐着，我站在他们的对面拿着红缨枪手舞足蹈，梦境中我比这几个人都要小。这时有个声音讲，谁谁要下世做皇帝了（指着其中的一个人）。于是我说我要去辅佐他做他的武将。这个声音说你不能做他的武将要做他的亲人。
当他们走后，我想到了这个梦，他们几个人坐的位置和我在梦中的位置一模一样。这也是师父点悟我，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别太难过了吧。
我被两次拒批身份，父母也被两次拒批身份。
父母在2011年1月14日第一次拒批难民身份，同年8月26日第二次拒批难民身份。被拒批的理由是回中国没有危险。你们就是信仰问题。在中国没有引起高度注意。
父母被拒后，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来到这个新家吃饺子。师父很高兴，边吃边笑。母亲在梦中想我们都被拒了，师父怎么这么高兴，都不知道师父为什么会笑。
师父吃完饺子后就走了，母亲还说师父以后再来，师父笑呵呵的答应“行”。
母亲也告诉了我这个梦，我一脸的无奈，心里想着师父微笑的模样，但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现在的处境太难了，即使我自己梦到师父我也高兴不起来。
然后母亲就把这个梦讲给了景点的学员李阿姨。李阿姨说，应该是好事儿，师父到谁家来都是好事。
母亲回来和我讲，心想李阿姨是安慰母亲的，哪有什么好事。
在二次被拒后，大概1月多月，我又重新递交了上诉材料。
这次小革给我和阿雪还有山东的一位学员，每人一封律师信。这封律师信是新西兰律师出的。大概意思是证明我们是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迫害，他们可以为此事提供法律援助。当时新西兰的学员和其他国家的学员组成了一个团队，帮助我们这些在申请难民过程遇到困难的法轮功学员。
当时我也和新西兰的学员温迪联系了多次，她询问我递交申请后的进度。有一次他询问我最近难民署有消息吗，我说没有。她说我们已经写信让难民署重新开启你们的案子。在这之间，温迪还把我们家的迫害案例递到了国际大赦组织。
我们二次被拒后小鹤找到了美国的一位阿姨，这位老阿姨也为我们一家事情四处奔波，希望我们能早日获得难民身份。
因为我的家庭没有身份于危险之中，难民署又迟迟没有消息。后来温迪告诉我，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把我们一家的被难民署拒的事情递交到了联合国相关部门，让我们别担心。
我和父母二次被拒以后，因为没有身份，父母只能偶尔去讲真相。我还是每天在家做媒体，先生就在家呆着。
学员大孔每天晚上来我家一起学法，他介绍了一份郊区种地的活，他说马来西亚有很多黑民，他们每天都工作。让我父母和先生去种菜，也是换换心情。于是我父母和先生就去郊区种地了，当时也不是为挣钱。菜地在郊区，没有警察去查身份。我父母在中国就种菜，所以这些地里活不用学就会干。他们种辣椒、茄子，豆角还有其他一些小菜。他们每天自己做饭，度过了一个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一个月后他们就回家了。
在父母和先生种地的日子里，学员红姐搬来我家住，因为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孩子。红姐刚好搬家找房子，我就让她到我家住。
所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红姐有了更多的接触。父母和先生回来以后，红姐就搬走了。
虽然没有身份，但日子还得过。李阿姨找到了马来西亚当地的学员，学员在报纸上找到了一份工作，让我先生去做。这个工作单位离我家很远，每天回家是不可能的。这个老板很好，给我先生付房租。
当时有位李大爷，他的太太也是学员，曾经在马来西亚申请难民，最后被分到了新西兰。李大爷为了和她太太家庭团聚，就来到马来西亚申请政治庇护。李大爷因为是一个人，于是就搬到我先生那和他同住。
李大爷非常勤劳。什么饭菜都会做，每天为我先生做可口的饭菜。有时候他们爷俩吃完饭一起散散步，一起走路去很远的超市买菜。
我先生回家后和我们讲，李大爷每天换着样的给他做菜。蒸的馒头和饭店买的馒头一样。
这是你的福报吧，你关在移民监也是为了这个家。在移民监吃不饱。现在李大爷什么都会做，下了班就吃现成的，这是你在移民监的补偿、福报。
在这期间我上午做媒体，下午做家务，有时间就长时间对我申请难民的事情发正念。
在我的家庭经历了被拒批身份的经历后，我知道这其中有多难多痛苦、无助，后来是凡我能接触到要申请身份的学员，我都要告诉他们要申请的细节和关键问题，如果相信我的，就帮他们整理并形成文字。我不想让他们也犯我之前的错误，不想他们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