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吃过一年中最后的晚餐，平常爱疯的我们，就会收敛起好玩的童心，心领神会地呆在家里，喜滋滋地等着那个心花怒放的时刻：发压岁钱！
我童年正逢毛时代晚期，票证充斥，百业凋敝，唯有过年时，社会才会显出一丝久违的喜庆。农村娃儿盼新年新衣，城镇娃儿盼压岁钱，我心很大，两样都想要。
我大表哥田绍贵脑壳灵光，在县办工厂做供销，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灰色收入的人群，他每年发给我的压岁钱是5毛，父母3毛，外公外婆2毛。那时一块钱可以买5斤糖果、20多杯瓜子和30多个柚子。但这些都不是我春节的最爱，我喜欢放鞭炮，一块钱，足够从正月初一放到元宵节。
我四外婆去世早，无儿无女的四外公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好随时有个照应。虽然他每年只发1毛压岁钱，但却是我那时最敬畏最惊喜的盼望。四外公在镇上那家最大的茶馆工作，每月大约有15块钱的工资，能挤出1毛钱来，已动了他很大的资本。不过这些都不是我尊敬他的原因。
四外公工作的茶馆，曾经是龙潭古镇最大的一座教堂。1950年夏秋，外国宣教士被新生的红色政权驱逐出境后，房产迅即被收归国有。这么空旷的地方，做茶馆正好。
我打小脾气很犟，经常窜到四外公铺子上闹腾要钱买瓜子，有次把老外公折腾得实在没法，他就指着茶馆里面一个正在烧水的黑黢黢的台子说，你再闹，我就叫上帝过来把你抓走。我立马愣在那里，问上帝大还是公安叔叔大？四外公想都没想，说当然是上帝大啦！
我不信这是真的，我自打3岁记事以来，每当我调皮捣蛋时，爱飚红歌的老妈总是先兵后礼——用细长的牛刷条暴揍我一顿后，再异常严厉地警告：以后再敢胡闹，老娘就把你交给公安叔叔关起来。
久而久之，我不怕狼不怕虎，就怕被当作小坏蛋，被威风凛凛的公安叔叔逮走。
在没遇到上帝之前，我整个童年都处在这样的恐吓中。我小脑瓜甚至还这样想过：我可不能像广播中天天挨骂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那么嚣张猖狂，要是哪天公安叔叔们挥手而上，将他们五花大绑押到我们这条石板街来游街示众时，如果里面还夹着我这么个小坏蛋，那可丢死人了！
当四外公说上帝比公安叔叔大时，我内心的小宇宙立时发生了大爆炸，心事儿像烧开的水滚烫。我急切地问四外公：上帝在哪里呢？啷个看不到摸不着？哼-哼，骗人。
四外公四下里瞧瞧，把我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后，又神色紧张地左右窥视，然后才压低嗓门说：公安在地上，上帝在天上，只有上天堂的人才能见到上帝。
我们龙潭人说上天堂，一般都是指死人的事。我就多次在茶客盖碗茶咣当作响的声音中，听见那些怪叔叔摆某某又某某某“敲杠”去天堂的那些玄龙门阵……我信犹未信，但上帝在我心里依稀有了点印象。
有次我又因调皮被妈妈用公安唬我，我说我不怕，上帝才是最大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社会都在深揭猛批牛鬼蛇神，我的话让我妈着实吓了一大跳，她贼着眼睛四下里张望，然后攥着我的头发来回猛拽，目露凶光却又压低声音警告我：狗儿的，以后再提上帝，老娘砍了你的头。
我表面点头应承，心里却甚欢喜，一定是上帝比公安大，妈妈才如此怕他。
所以，四外公每年发压岁钱时，我内心就充满特别的渴慕和欣喜。他像老迈的天使，慈祥地伸出那双颤颤巍巍的手，轻柔地抚弄我的头发，把亮锃锃的伍分、贰分和三个一分的镍币，奇幻般地从他长满皱纹的手上，漏到我稚嫩的小掌心。
借着昏暗灯光，我小手稍一摆弄，就会银光闪闪。多么神奇的压岁钱啊，这种感觉好极了！
这是我神圣的时刻，我脸庞发热，目光炯炯，小心脏也如鹿奔跳。我恍惚已觉察到，那看不见的上帝就站在四外公的身后，他新年的礼物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但老实本分，不贪不念的老外公只取给我一毛钱，我就满足到不能自己。
童年形成的这些心灵印记，是人生最初播下的种子，注定要在未来的每个十字路口繁衍。而所谓的成长，不过就是寻找和认识上帝的过程。在时光的沙漏里，幸与不幸都落在其中！
四外公去天堂那年，正好文革结束，邓时代正式启程。中国进入了一个千变万化的富有挑战意义的时代，改革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生活和存在的方式。
金钱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它给现代人装上了一个无法停止的轮子，使生活这台机器成为一部高速转动且永不停歇的“永动机”，并由此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就连童真的压岁钱，如今都因着公共攀比和变相的行贿受贿而变了味。
我的牧师王怡就曾在一次布道会上说：把金钱当成上帝的人，终其一生也不会找到上帝！
事实上，金钱并没有实质的内涵，信仰才具备道德目标和具体的价值导向，就像“古典社会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西美尔所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所以，当我从四外公那里把压岁钱当作传统人文美德承传过来时，我知道，我首先要把上帝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正因为如此，每年的年三十，我在给晚辈们发压岁钱时，都会特别带上一句：愿上帝赐福你们道路和真理！
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年了，谨以此文献给我的长辈、同辈和晚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