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新年也过不成了。
1月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时年18岁的章仁兴是上海玻璃机器厂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该厂的一位造反派。这封倡议书虽然署的是他的名，但却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假他的名字写的。倡议书呼吁：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决不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年。
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9日，中共国务院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新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新年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道。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1967年的新年还是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直到1980年，中国才重新全面恢复了新年休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