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发生的使用军队镇压民众抗议事件。伊犁市的维吾尔人组织了一次非暴力抗议示威，呼吁停止对维吾尔人的宗教压迫和种族歧视；示威被血腥镇压，之后，大批参与示威的维吾尔人被中共当局抓捕。
1997年2月5日那一天，我正好在乌鲁木齐。1997年的穆斯林开斋节是在2月7日，汉人的春节好像也是2月7日。
到2月5日为止，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大家都在为过节做准备。当然，作为穆斯林，大多数的维吾尔人都正在封斋，耐心地等待开斋节。每一个维吾尔人家的女主人也都开始准备馓子、甜点，开始给儿女准备节日的新衣服和礼物。
2月5日那天，我们一位老同学请客，几个要好的大连工学院毕业老同学带着家眷，晚上8点按时来到了一位同学在南门的家。但一位在公安厅上班的同学没有来，房主人说，他答应一定来，可能耽搁了，要大家等一会儿。
等了半个多小时，快9点了，公安厅上班同学还是没有出现，大家决定先吃饭。饭也吃完了，他还是不见身影。大约10点多，公安厅上班的同学来了。出乎大家预料，平时西装革履的他，却穿着警服来了，而且一脸沉重。
寒暄过后，他坐了一会儿，似乎掂量了一下，然后对我们说：“伊犁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不知道也不能说太多，事儿很大。载有北京领导的飞机已飞达伊犁，新疆军区已经调部队进入伊犁，兵团也已动员。我们都被要求日夜轮流值班，随时待命。为安全，我建议大家今天还是早点各回各家。”看他凝重的神色，我确信事情很大。当然，不用说，大家都明白出的大事必然和维吾尔人有关。
聚会的热情骤然消失，紧张和忧虑笼罩。我们大都在伊犁有亲人，出动军队、动员兵团意味着又一场对手无寸铁的维吾尔人的屠杀。
我们匆匆告别房主人来到街上，那天下着大雪，我和另一位同学站到路边挡出租车。一辆又一两，出租者司机减速探出头看一下我们，然后就加速离开。快半个小时，我们决定让女士和孩子挡出租车，一辆车停下来了，我和同学几乎是从路边冲到车前，快速拉开车门和家人钻进了车里，告诉司机我们要去的地方。汉人司机看看我们说：“今天我本来不拉维吾尔人，看你们像是受过教育的维吾尔人，我就拉一下你们吧。”
我有点不高兴，“为什么不拉维吾尔人？我们一样付你钱。”
“你不知道吗，伊犁的维吾尔人暴动了。伊犁一部分被你们的人占领了，听说乌鲁木齐机场附近也出现了武装的维吾尔人，要打过来了，维吾尔人又要杀汉灭回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犁的一部分被维吾尔人占领，被手无寸铁的维吾尔人占领，可能吗？乌鲁木齐飞机场出现武装维吾尔人，哪来的武器？可能吗？我不想和司机争论，也不想猜测传言。
本来我计划那一个寒假都呆在乌鲁木齐，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但突然一切都变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开始替代节日的气氛。乌鲁木齐也开始到处是军警，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报纸、广播、电视到处都是有关“分裂分子”在伊犁打砸抢的报道。我决定回家，带着孩子和家人回到了石河子。
到了石河子，似乎学校就在等着我们，学校通知全体老师返校参加学习。表面看，我们是在学习江泽民和王乐泉发表的无数个重要讲话，但很快我们就搞清楚了，这实际上是针对我们十来个维吾尔老师。我们被迫人人表态，义愤填膺地批判“分裂分子”。这，本来就令我心情郁闷，感觉特别窝囊，憋了一肚子的气没处发泄。
一天下午，又是学习党中央文件。台上书记在念江泽民的又一个重要讲话，什么“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分裂主义”等等。我身边一位姓陈的老师大概也是寂寞了，嬉皮笑脸对我说：“伊利夏提老师，听到了吗？危险是来自你们这些分离主义分子。”我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大声说道：“毛泽东不是说过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怎么维吾尔人就不能反抗一下吗？”整个会场大家都转过头看着我，那位陈老师低着头不敢看我。
书记看着我说：“怎么了伊利夏提老师，这是在开会，注意会场纪律。”我抢白到：“陈老师说分裂分子是我们维吾尔人，维吾尔人怎么了？这是维吾尔自治区！我们的权利被剥夺，还不能说话了吗？我不参加会议了，再见！”我越说越来劲，越说越激动。
说着走着，我气呼呼地走出了会场。来到操场，我遥望蓝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尽管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但也不无担心。我没有注意到校办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他拍拍我的肩膀稍带威胁地说：“伊利夏提老师，陈老师不过是在和你开玩笑。你要注意，不要在会场闹事，你的职称评比会受到影响的，要考虑后果啊。对了，书记要我告诉你，他要你明天早上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书记办公室。书记是一位老右派，上海人，他是从老师转到教务处当主任，再突然升为书记的，我们很熟。书记办公室门开着，我一出现，书记示意要我走进去。他先让我坐下，然后站起来把门关上了。
他看看我，一脸严肃地说道：“伊利夏提老师，我很尊重你，但你得管住自己，昨天你的做法非常不好，破坏了会议进程。你是破坏政治学习，知道有多严重吗？你必须写检查，陈老师也要写检查。”
他继续说道：“我本来也要找你谈话的，有老师也有学生反应，你在教室给学生讲无关课堂内容太多，谈民族问题太多，有政治问题。以后请你只讲相关课程，不谈民族问题，相信党中央政策。你应该知道，你的中级职称一直评议不过关，就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希望你三思而行，改变态度。”
我听出书记话里有话。我们教研室有一位姓赵的党员老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从北京被发配到奇台县，住在维吾尔人村庄，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改开”平反后，来我们学校担任汉语老师，给我担任班主任的民族班教汉语。她几次以听课名义，在我给学生讲地方史时出现在教室里，听到了我用维吾尔语嘲弄中国编造维吾尔历史的话语。当时，我就看出她很不满意，而且她也曾当着学生面和我争论，我都是一阵冷嘲热讽怼回去。
那时，我所在教研室主任是另一位上海老右派，对共产党嗤之以鼻。他曾有一天下班把我留下，关上办公室的门警告我：小心赵老师！他告诉我，在教工党员会议上，赵老师指责我民族情绪非常严重，经常给学生灌输分裂主义思想等等，是个思想不合格，不适合当老师的人，更不应该允许我给民族学生上课。
我猜到了，赵老师把状告到了书记这儿。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老师或学生。
我没有和书记争辩，只是点头表示在听。等他讲完，我问他是否可以离开？他似乎非常不满意，直视着我说道：“伊利夏提老师，我这是以校党委的名义警告你，你必须端正态度，虚心接受批评，学习党的政策，提高认识。否则，后果自负！”
那一年，我的中级职称又没有评上，工资也没有涨。优秀老师、先进工作者，我想都没有想过。看着别人拿职称、涨工资、评先进，尽管我尽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知道家里亲人也都觉得我活得窝囊。那些进步人士，则是觉得我不知好歹，不知感恩党国。
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伊犁。2·5屠杀过后的伊犁一片萧杀，恐怖笼罩城市。维吾尔人人心惶惶，不知道那天晚上警察会冲进谁家，抓走谁家的孩子；走在街上，也是惊恐的眼睛看着持枪的警察，担心一不小心会被开枪射杀。
我长大的村子，年轻人也都大部分被抓走了，我上维吾尔小学时的同学有几个被判了重刑；我的一个表弟被酷刑折磨，几乎成了废人；远亲有两个被枪杀。我呆不住了，十天左右我就返回了石河子。
1997年的2月5日，改变了很多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体制内的维吾尔人，包括本人。第一次，中国政府以所谓“打砸抢”名义对维吾尔人的屠杀就发生在我身边，我认识的人、我的亲人、朋友被抓捕、判刑，被枪杀。
1997年的2月5日是维吾尔人近代历史上，又一个还在流血的伤疤。到底，中国军队、兵团打死了多少维吾尔人？抓捕了多少维吾尔年轻人？没有人知道。但伊犁的维吾尔人几乎每家，都有年轻人被抓走或被失踪。至今，还有很多伊犁的维吾尔人在等待那些被判重刑的儿女们能够回家，还有很多维吾尔父母在等待2月5日那天失踪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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