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出版的《余英时访问记》（李怀宇著，允晨出版）包含许多掌故轶闻，以及余英时对若干人士的点评。有些意见相当辛辣，像是认为某胡姓作家“主要是得了张爱玲的好处”、“是相当狂妄无知的人”（页243），对另外一位红朝作家的评论则是“肤浅得很，那样的人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坛成名，则中国现代文坛可想而知。”（页236）
其中有一段，是谈到新儒家（页214，以下不另标注）。在此，余英时对唐君毅的评论是“很天真的，大陆开放一点，对孔子表现一点同情的态度，他就很兴奋…问题就在这里”。
至于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复观，晚年则是碰到香港的左派报人罗孚，“这是一个统战高手”。徐复观这位昔日的蒋中正幕僚，晚年已经被罗孚说动，答应要去见邓小平，但却因为生病的缘故，未能成行。
照余英时的说法，徐复观之所以会让罗孚有接近的机会，还不是为了求物质利益，而是“以为罗孚佩服他的学问”。
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饵，对功名之辈施以利禄，对知识分子佯装佩服，这就是高手。实际上，“其实罗孚根本不知道徐复观的学问，完全是统战观点”。
妙就妙在，余英时接着又说，罗孚会跑来统战徐复观，其实也是一场误会，关键在于：“（罗孚）不知道徐复观的政治行情，以为他在台湾还很有作用。其实蒋经国根本就不会理徐复观的。”
换言之，这是一场相互误会的统战。被统战者以为获得精神上的肯定，统战者则是弄错了猎物的政治行情。两人都期望从对方那边，得到对方其实没有的东西。
当然，余英时的评论不一定对，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余老毕竟是余老，虽是嬉笑怒骂之辞，倒也自成文章。可以想像，在他心里头，应该有许多不便在生前发表的真心话。
后来，徐复观1982年病逝于台北，罗孚则在1983年突然被冠上谜样的间谍罪名，在北京被软禁十年，并在2014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