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又有人开始说深圳留不住年轻人了。
“逃离北上广”讲了那么多年，现在真就风水轮流转，开始流行“逃离深圳”了吗？
我们在朋友圈里进行了一番征集后，发现，首先，热爱深圳的人依然很多，很多，很多。
但确实也有些人，明明在深圳赚着70W的年薪、住着市中心一百多平的公寓、上着顶级大厂的班、过着标准大中产的生活，怎么这两年，说走就走了呢？
以下，就是这些“非典型”逃离深圳的故事。
Carl离开深圳的原因很粗暴。
因为北京的 offer价开到了100万。
Carl坚持表示，他追求的不是薪资，毕竟在深圳一年也能赚70W，在一个月只花5000块的 Carl眼里，两者的差别并不大，只是一个简单的100-70=30的问题，并没有虚荣或是物欲的部分在作祟。
物欲极低的他，享受的是一种纯粹的搞钱的快乐。
据 Carl描述，年仅27岁的他，精神境界已经提前和拜访过的一些本土大佬提升到同一水平，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头，看他们的打扮绝对猜不出他们的身家几位数。所以一般 Carl直接看秘书。
他们终生就是为了一个字——“挣”。为挣而挣，纯纯爱挣，挣到了也不咋花，几乎不怎么去想钱到手了怎么消费和享受（一般交给太太），这种“创造比消费快乐”的基因，几乎像是一个思想钢印，多多少少拓在所有来深圳打拼的人身上。
Carl是其中比较极致的一个，年薪70W，逛优衣库依然嫌贵，没买车，租房靠合租，少数的社交就是和同事一周约两次饭，最爱吃椰子鸡。有时还嫌下馆子麻烦，自己下厨，也没有多难，无非是买点新鲜鸡肉，用纯椰汁即可。简单且一见即底，仿佛他的生活。
累，当然是需要单独提及的部分。一个月22个工作日，4个周末，能有1/4的时间12点前下班就值得一次大喘气。时间是深圳最宝贵的资源，最高级别的登门造访，是整个团队所有成员抽出一个下午，集体前往客户公司，“这就是最大的诚意”。
Carl已经逐渐适应到仿佛就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专注、热情、踏实、能吃苦，是他和这个城市得以共同跳动的调频之名。但是这样的城市是留不住这样的人的，人们飞快地来，飞快地走，从不拖泥带水，一如来时的样子。
Carl在深圳的三年，唯一至今不习惯的是突如其来的阵雨，但最喜欢的，也是它下一会儿就停。
Bill离开深圳的理由很合理。
作为一个小时候曾 literally住在一个小渔村里，眼见着钢铁精卫把家门口的大海都填成楼房的原住民，被问到“你离开深圳的理由”时，Bill满脸写着“不可理喻”，简直是在用生气的口吻回答：
“我就问，你考上 TOP2拿到带北京户口的 offer，你不去？？？”
看到我们复杂的表情，他神色稍缓，补充道：
“你可能不去，但我肯定要去。”
发现这个采访进行不下去后，他拍拍我们的肩，终于慷慨地给出了一个金句：
“深圳是一座没有乡愁的城市。”
好的，谢谢 Bill。
小吴离开深圳的理由很简单。
这是一张幼儿园小朋友都能看懂的折线图：入职时，这家公司的港股价格在六七块，一年里市价最高翻过十倍，但从2021年4月开始，股价从七十多“稳健下跌”，与此同时，部门领导莫名出了趟差，很久不回公司，回来当天在群里宣布离职，传闻满天飞。
股价跌破五块的时候，小吴知道他该走了。
毕业前，他瞄准“170人里就有一个千万富翁”的深圳，选了给钱最大方的 offer，如愿成为集团管培生，晋升道路明朗，未来一片光明。
食堂免费，住宿免费，三个同事共享一套一百多平的市中心公寓，步行5分钟就是总部大楼，那条街道里的所有企业，要么是世界500强，要么是中国500强，中美贸易战最胶着的时候，走路上旁边都有人开玩笑说“美国正在集全国之力搞中国一条街！”
人在深圳，很容易因为这种微小的措辞上火，五号线有个地铁站被命名为“翻身”，小吴每次抬头看到这个站名，都会觉得深圳那些广为人诟病的短板：拥挤、堵车、信号差、房价高、缺乏底蕴、匹配不上它一线城市名号的教育和医疗，“总有一天，可以靠我们这一代人解决”。
但鸡血叙事只是即时生效，更多时候，生活的孔隙被眼前温吞的麻木溢满。“500强”之街24小时有人加班，小吴的最高纪录是连续19天无休，周末领导会组织大家来公司开当周的复盘会，给管培生们开小灶“学习”，实际就是排排坐，听领导单方面输出，小吴通常的工作是给大家放上名牌、放个水、打印文件、放个纸抽，坐下，然后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来都来了，多少还是能学到点东西吧！
白天开会，晚上还得应酬，一套完整的商务流程通常是吃饭、KTV、夜店喝酒，喝酒分有女同事的酒和没有女同事的酒。第一次陪领导去夜店，一转头看到大领导一边搂着女助理，一边扭头和隔壁卡座的陌生女人亲嘴，小吴被同事拽走说“走走走，别看”，大脑一片混乱。
每晚睡前他默问自己，哪怕你以后出人头地，也就变成他这样，你乐意吗？早上醒来又想，再看看，这人不行，还有行的人不是？直到提离职前，日日如此循环。
小吴不是没有想过留在深圳，海投时至少100份简历发给了本地企业，offer也拿了几个。去创业公司面试，老板很年轻，做眼镜工厂直销电商，拥有自动验光和配镜技术，很坦诚地跟小吴讲：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能被阿里和腾讯收购！”
小吴从那一刻懂得，自己是为了钱来到深圳，但似乎深圳也让自己明白，钱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离开深圳后的他时常会想起一个最平常的下午：
在他最喜欢的一家螺蛳粉小店，小店下午两点开门，挚爱的炸猪大肠，赶在三四点前来就还可能吃得上，再加份干捞，天热，店小，他和朋友坐在外面，热火朝天地分析这家店的服务话术、墙面装饰、菜品管控，激动的时候，还会比着计算客单率。汗沿着额头向下，辣油烧得太阳穴突突跳，抬头能看到店里的墙上写着老板的话，大意是，这家店没有传承，没有情怀，但死心塌地做，就相信一定能做出来。这是他的记忆对深圳的最完美定格，尤其是知道这家店仅凭一年做到深圳大众点评小吃榜第一名后（不是广告）。
还是想做出点属于自己的成绩啊。即使画成热血漫，那只能是一个很薄很薄的故事。
“但那是我的故事。”
小艾姐离开深圳的原因很伟大。
来深圳打拼十二年，中产生活的标配，大平层、大金毛、大发福的老公，全配齐了。但小艾姐还是走了。
因为小孩变大孩了。
摆在小艾姐眼前的难题，最核心的，其实就一个：走高考，还是走国际？走高考，娃要像自己一样寒窗苦读十二年，小艾姐倒是不怕苦孩子（这是他们这代人的宿命），主要是怕苦自己——这我得多操多少心？
走国际，怕就怕开弓没有回头箭，上公立，还能在高中反悔开始学AP考语言，上国际学校那就再也别想着高考了。再说疫情一来，未来十年八年的事谁也说不准，不能拿孩子的命运赌明天。
于是杀伐果断的小艾姐，在四年级开学前，就火速把孩子转回老家读书的手续走完了。留深圳读国际看来不靠谱，读公立更不靠谱，想当年自己高中母校最猛的时候，一年能考104个清华北大，深圳全市一年能上清北的，恐怕都没这么多吧？（2021年是88个）。
昔孟母，择邻处，今孟母，择校苦。深圳每年为了小孩举家搬迁的孟母，你们辛苦了！
Amanda离开深圳的理由很“物质”。
两年前，在来深圳做大厂产品经理的校招合同上签字时，Amanda还没到过深圳。但她毫不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在她的想象中，这座城市在邻居香港十几年的浸润下，必然是拥抱新生事物的、生活体验丰富多元的，是繁华的不夜城，约等于“只有年轻人的上海”。
工作一个月后，她意识到，以上想象中，只有“不夜城”是真的：
她的工作时长不断被刷新，下班时间先是11点，她习惯之后又进阶到凌晨1点，像一场耐受能力不设上限的“精神刷酸”。她偶尔有机会10点下班，都会低着头走出大门，因为抬头就是灯火通明的公司大楼，她会心生不够努力的愧疚。
Team里有许多“除了赚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曾因为175cm的身高和精致的五官被模特公司签约的 Amanda，对他们毫无兴趣。
她的工作和生活圈子泾渭分明。她有两个微信，一个只加同事，从不发朋友圈；另一个微信上只有朋友，朋友圈里是她更熟悉的自己：偶尔烘焙，出入高级餐厅、生日聚会和酒吧，合照里的其他人要么是时尚博主，要么是金融从业者，都像她一样时髦、精致、年轻。
平均每个月能有1-2次完整的周末里，大家都在睡觉时，她通常在喝酒。“不为社交，只为上头的那种喝法。”她在深圳时月薪两万上下，去掉5000房租，剩下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花在喝酒上，两年过去，没存下什么钱。
深圳的生活成本与北京上海持平，消费的性价比却没有。
以高档餐厅为例，这里不乏人均上千的日料，但 Amanda清楚，同档次的体验在上海花500就能买到。用 Amanda的话来说，“总觉得这钱花得不值。”一个冷笑话广为流传：深圳最好吃的地方是广州，最好玩的地方是香港。
Amanda不是不能理解。“工作已经这么累了，谁还有精力钻研生活品质这事？衣食住行都一样，本质是暴发户式的炫耀消费，大家不缺钱，需要的只是花钱这个动作，证明自己花得起。”
终于接到来自上海的 HR电话时，从面试到拿 offer，Amanda没问过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犹豫的瞬间。
朋友们都为 Amanda终于可以去上海而开心，大大小小的送别酒局持续了一个月。在上海租的房子五脏俱全，所以离开时，Amanda把在深圳买的所有家居用品都用电动车载到了前男友家楼下，连着四千块的车一起留给了他。
“他对我真的不错，但我们在一起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Amanda解释道。
“在深圳，很多年轻的情侣都是这样。我觉得，在深圳生活对我们就像出国留学，来之前都不知道苦还能这么吃，每个人都疲惫、孤独、寂寞。”
深圳留给了她什么？
“两个胆囊息肉、一个甲状腺结节、瘦了10斤，算吗？”在下班路上接起我们电话的 Amanda轻松地说道。
“你说怀念？我现在的工作月薪翻倍、工时减半，深圳那帮朋友还是每天在群里刷上百条，而我终于有空参与了。我怀念什么呢？”
“等我偶尔会馋的那家川菜馆开来上海，深圳对我而言，就完全翻篇了。”
Kaye离开深圳的理由很特别。
你有收养过因为受伤误打误撞跌落在阳台的小鸟吗？
三年前，Kaye为了和男友结束异地，放弃了北京的一切，虽然分手了，但深圳留下了她，“在这么崭新、资本化程度这么高的现代都市，我反而到达了晃膀子也能活下来的状态，生存层面的压力历史最低”，Kaye找到了3600元一个月的房子，独居，在“移民城市对外来者很友好的一些缝隙里”，静静地生活了下来。
她至今记得来深圳的第一天，从蛇口邮轮码头打车到罗湖万象城，出租车沿着滨海大道和滨河大道一路飞驰，窗外是不断后退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宽阔平整的马路，一种像春生的新草一般的活力，在她身上埋下一颗籽。
Kaye选择了基础的行政岗位，薪资不高，朝九晚六，在她的目光里捕捉到的深圳，有一种稀缺的温柔。
这里天光总是很好，空气湿润、温和，没有北京那种恨不得把头发连根拔起的狂风，护肤品可以用得省一点。
这里有市井气深厚的城中村夜市，老牌茶餐厅门口供休息或抽烟的椅子上，总坐着相同的几个老大爷。
这里有旧天堂、九斤书店和联合书店，Kaye尤其喜欢九斤书店，她称呼其为“书仓”，经常淘到意料外的书。
有时候 Kaye觉得深圳什么都不做她也是喜欢的，她从小喜欢粤语，在深圳电影院能看到粤语原声影片，电视能收得到翡翠台和明珠台，这样就让她很满足。
但为什么还是想要离开呢？
休息太久了，在同一家公司，连续三年拿一万出头的薪水，舒适地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让自己感觉变“小”了，“这里的小是《婚姻故事》里斯嘉丽·约翰逊那句‘I feel small’的意思。”
在30岁即将到来的这个初春，Kaye犹豫着要不要离开深圳，她还没想好去哪，但离开深圳的最后一天已经在心里反复排练过了：
首先不会跟任何人告别，就顺滑地溜走。
接着会去公司附近的酒吧走一走，看看它们白天的样子，再坐地铁去大剧院站看看来深圳的第一个家，然后坐公交到水围去吃 Mama Grace做的私房菜。回家后把书、电饭煲、破壁机和空气炸锅先寄走，把囤积癖一样攒下来的空酒瓶留在深圳，自己背着 Macbook，抱着狗。
像小鸟重新练习飞行一样，轻轻地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