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是中共著名的卧底之一，他曾在东北军亲历西安事变，后进入汪精卫政府任要职，又加入军统卧底，刘少奇称其为“你一人顶三个师”。
潜入东北军亲历西安事变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县，1928年考入北平法政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共。毕业后，中共决定派遣其打入东北军，在其同乡好友张学孟的举荐下，李时雨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
1935年，为了彻底消灭自江西逃窜到陕北的共产党军队，国民政府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杨虎城为副总司令。
中共对张学良东北军的渗透早已开始，李时雨来到西安后，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东北军地下党特派员刘宇新很快联络到他，刘宇新要李时雨在东北军内部宣传中共主张，策反官兵。
西安事变中，李时雨并非主要参与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上午，刘宇新来到李时雨家，安排他下一步任务是策动官兵跟中共走。
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一片讨伐张、杨之声，秘密参与其中的中共在向苏联汇报时，斯大林发出强硬指令：要求中共绝不能杀蒋。中共本想一箭双雕，既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又与张、杨密谋在西北建立新政权，联合苏联去推倒南京政府。但计划落空，无奈之下，只好派周恩来去同蒋谈判，要求停止剿共，同时去说服张、杨二人。
中共说话不算数，害惨了张、杨二人。被中共耍了的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扣押。
张学良被押在南京，对东北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东北军内部陷入一片混乱，不久进行了整编，原总部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
卧底天津法院完成两项艰巨任务
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准备前往北平，但到达天津的第三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占了天津，断绝了去往北平的交通。李时雨和中共失去了联系，好在他遇到了中学和大学的同窗好友于炳然，深谈后发现双方都加入了中共。于炳然帮助李时雨找到了天津地下党何松亭，李时雨就此在天津潜伏下来，归属北方分局社会部许建国领导，何松亭是他的直接联系人。
为了找到一份掩护职业，李时雨托“西安剿总”时认识的吴光弼，把他推荐到天津高等法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在天津法院期间，何松亭交给了李时雨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将采购的电台设备送到河北一个地下转运站。李时雨想方设法通过了日军的检查口，将3箱电台机件送到了指定地点，对上暗号交付了。
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营救冯骥。李时雨利用自己当时已升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的职务之便，借口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将冯骥的全部卷宗销毁了。书记官发现卷宗不翼而飞之后，怕担罪责，只得顺着他的意思说是在法院被炸时丢失了。之后，李时雨又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去到看守所，趁机告诉冯骥翻案，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最终帮助冯骥无罪释放。
汪政府中任要职被陈公博、周佛海器重
1939年，汪精卫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各地搜罗参会代表，负责平津“选区”的是国民党元老朱晶华。朱晶华到天津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时雨。
朱晶华把李时雨这个同乡当成知己，李时雨表示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如何能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呢？朱晶华马上说：“你不是，可以让你是嘛！其实，我也不是汪精卫的人。我的真实身份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来调查汪精卫问题的。”
朱晶华的豪爽，让李时雨惊讶，朱晶华说，“从现在起，你就说自己是在北方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而且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
李时雨却不敢像朱晶华一样坦荡，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他借口考虑几天，向中共做了汇报。几天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了，李时雨就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六大”，会议期间，他详细完整地做了记录，给中共提供了汪精卫政府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39年12月，参加了“六大”的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并得到汪精卫的接见。汪精卫在上海接见他们，并透露了他与日方签订的合约内容。李时雨将这些记录下来，又发给了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汪政府成立，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等50人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被任命为法制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李时雨在天津时已经显露出过人的能力，从天津来到南京履任后，他的专业能力又引起了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关注。有一天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给他打电话，说陈要找他谈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单独面对陈公博，他思考再三，决定还是要遵循当初在天津时，与何松亭商定的“谦虚、谨慎、诚挚、坦率”的原则，其实就是要给对方留下忠厚诚实的印象。
在与陈公博的谈话中，他对法律问题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对答，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陈公博的追随者。果然，过后莫国康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从此，陈公博经常找李时雨谈问题，逐渐倚重他；同时，他又同北大文学院毕业的莫国康拉上了同学关系，就这样，仅三个月的时间，李时雨就把立法院上上下下都打通了。
李时雨在南京打开局面后，中共派孙静云由天津去南京，帮助李时雨在天津和南京之间传递情报。
1941年4月，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李时雨随即被陈公博调去上海，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同时，李时雨每两周回南京参加一次立法院的例会。
1942年1月，陈公博又把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的职位交给了李时雨，同时让他兼任清乡委员会执法队队长。期间李时雨给中共提供了大量日军清乡活动的情报。
彼时，李时雨官越做越大，他心里却有点不稳，想请示中共组织。何松亭认为应该由孙静云亲自向许建国做一次汇报。于是孙静云越过日军的封锁线，骑了7天毛驴，到了华北社会部驻地见到了许建国。许建国告诉孙静云：“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李时雨情报来源越来越多，收集的情报量也越来越大。首先，李时雨任秘书处长，秘书处本就是负责文书档案、收发政府机密文件的要害部门；其次，来自陈公博。李时雨几乎每天都到市政府面见陈公博，送批重要公文，请示解决问题；第三，他通过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与各部门官员打交道收集情报；第四，他每隔两周还去南京参加立法院的例会。
为了及时收取李时雨所获情报，孙静云也来到上海，北方分局社会部建起了联络网。派了杨宁来协助李时雨的工作，又在南京下关车站设立情报转运站，李时雨将杨宁安排在上海保安司令部任少校军法官，化名杨德修，负责往下关火车站运送情报。
由于中共天津地下党败露，一天深夜，孙静云在上海家中被日本人带走。第二天就被押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日本人追问她与何松亭的关系。李时雨通过陈公博积极营救，最后日本宪兵队放了孙静云。
但日本人注意上了李时雨，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宪兵队，参加了上海市警察局一个赴日考察团。回沪后，他将沿途考察日本和东北的情况整理出一份材料，密写并伪装好，由杨宁送出。
1944年11月陈公博代理政府主席，周佛海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本来陈公博去南京赴任时，准备带走李时雨，但遭到周佛海极力反对。陈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闹翻，只好收回成命。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他又表现出积极追随周佛海的样子，每天出入周佛海的公馆批阅文件，并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送给中共。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行动总队军法处处长，少将军衔。
进入军统戴笠庇护却被军统抓捕
1945年8月，上海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管，这时，李时雨的旧识、律师余祥琴劝他进入军统跟着他干，并答应帮他伪造身份。李时雨向上级汇报后，得到批准，遂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任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组长。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能直接看到军统下达的各项指令、通知等重要文件。他将有价值的文件交给地下党负责人，还将军统掌握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及时传递出来。
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在审讯汉奸过程中，发现李时雨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太太孙静云都曾因共党嫌疑而被捕过。沈维翰立即向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戴笠当时在北平，根据他对李时雨的印象和向身边人员的询问，戴笠没有批准对李时雨的逮捕。但戴笠不知道的是，他询问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李国章当然给李时雨说了大量好话。后来戴笠在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斗争激烈，非嫡系的余祥琴和李时雨的日子都不好过，李时雨更是受到军统的秘密侦察，处境危险。
就在李时雨买好飞机票，准备乘机飞往北平的前一天，被军统抢先一步逮捕。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加上外边朋友疏通，３个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李时雨被取保释放。同年4月，李时雨取道香港与先期转移到北平的孙静云会合，顺便帮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带了情报资料到北平，并转交军管会。
得到于炳然点拨换上军装
李时雨回到北平后，曾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首诗流传甚广，但在诗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李时雨回到北平后，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让他惊喜的是，在这里他与老同学于炳然重逢了。于炳然已经由原来的豪爽变得谨慎了，一天于约他第二天早上到王府井的一家理发店碰头，实际上，是想避开别人好好聊聊，他们在王府井边走边聊，于炳然告诉李时雨自己在延安时，受到陈伯达和康生的构陷，被栽赃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逼供、套供，并被关押了好几年。
同时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诫李时雨：“我们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不比工农出身的同志。像你这西装革履、兴高采烈的样子，是会有人看不惯的。我看你趁早换上军装吧。”
李时雨回忆道：“他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叩动我的心弦，使我受益终生。”李时雨诗中点睛之笔的“换上军装笑开颜”，被认为反映了他归队后的胜利喜悦，就是得到于炳然的点拨后所写的。
结语
于炳然告诉李时雨的，除让他低调做人，赶紧换上军装之外，还有几个要点：
1，“真金不怕火炼，越炼越坚强。但要有接受火炼的思想准备，在外面做地下工作的，更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2，“你要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补上多年在外边做地下工作时看革命理论书和党内文件的不足。”
3，“要认真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快思想改造；跟上形势，适应现实生活；争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李时雨回忆道：“当时他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但给我激励最大、使我印象最深、铭记至今的主要有这几点。他那一席话，我实在受益匪浅！我是按照他的嘱咐做了”。
于炳然告诫李时雨，作为知识分子、做地下工作的，都很容易被工农出身的人看不惯、甚至招致“火炼”，中共对自己人整治起来，可绝不手软。可以说，于炳然所言是他在挨自己人整时，用血和泪换取的经验，也让李时雨明白了如何在中共内部生存。
以“谦虚、谨慎、诚挚、坦率”八字做人准则平安渡过十五年卧底生涯的李时雨，回到中共后，其中的“谦虚、谨慎”是必须保持的，但“诚挚、坦率”却是大忌讳。幸亏得到于炳然的提醒，李时雨“历次运动没有挨整”。即使这样，但当“文革”到来时，他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被关进了牛棚，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
当年与李时雨单线联系的何松亭和许建国，在文革中也没有幸免。何松亭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起名者，也是创始人之一。曾出任辽宁大学第一任校长，在“文革”中也遭受了严重迫害。
许建国在中共建政后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在“文革”中，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遭受了种种残酷迫害，出狱后又送到安徽六安软禁。1977年，江青已被抓起来，但他还是被中共定性为“叛徒”，当工作人员宣布“将许建国清除出党”的决定时，许建国如同被当头一棒，当天就气绝身亡了。
中共靠着苏俄提供的经费，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埋藏大量的红色特工，让他们给中共搜集情报，使中共得以保全自己；而中共又与日本人暗中勾结，从而保存力量、壮大自己，直至夺取政权。建政后中共又发动各种运动整治各色人等，就连“出生入死”、为中共卖命的特工和卧底也不例外。在中共这架绞肉机面前，谁又能保全自身呢？
参考资料：
《烽火历程—李时雨回忆录》
李时雨：《怀念于炳然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