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把人贩子全枪毙？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坏蛋都抓起来呢？
我年轻的时候，一旦遇到像丰县锁链女这种事件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就会问这个问题，那些当官的脑子难道被狗吃了，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呢？
估计不仅仅是我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可能会问，那就是政府为什么不通过严刑峻法，来杜绝整个社会的犯罪问题呢？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最初政府的思维方式，还真就和普通老百姓的差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曾经组织过三次规模庞大的严打活动，分别是1983年严打，1996年严打和2001年严打。
这三次严打的起因，都是因为爆发了，像丰县锁链女这种，引起了全国人民关注的恶性事件，导致了高层震怒，然后政府为了回应社会地要求，试图在短时间内，通过从重、从快、从严地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来一举改善社会的治安问题。
说白了也就是采用了当今网络大V们，最爱推荐的解决方案。
第一次严打，是由于83年的“二王”事件引起的，2个东北的刑满释放人员，居然像美国电影《第一滴血》里，史泰龙演的特种兵兰博一样，凭借着偷来的枪支，四处杀人越货，竟然纵横了大半个中国，突破了公安部的层层围剿，长达七个月之久，引起了全国性的恐慌，一时间舆论大哗。
由于迟迟抓不到二王，社会质疑政府执政能力的声音越来越大，各方面的压力之高，让邓小平同志都坐不住了，他在当年的7月21日，发表了著名的北戴河讲话，质问当时的公检法，为什么就刹不住刑事犯罪这个歪风邪气？要求他们立刻开始全国性的严打。
两天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要求全国上下的公检法部门，下定决心，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部署，立刻从严，从快的开展一场全国性的严打活动。
这就是著名的八三年严打，前后整整持续了三年半，也是后来最备受质疑的一场社会整治运动，虽然这次严打在人权和法律程序上充满了瑕疵，但它完全符合当今网络上，大家最期望的结果，那就是三个字、“杀”、“杀”、“杀”。
第二次严打，是因为一九九六年，北京接连发生了两桩惊天大案，先是在2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沛瑶，在家里被执勤的武警张金龙杀害，引起了举国震惊。
因为这是自从建国以来，唯一一个死于刑事犯罪的最高层政治领导。
就在大家还对此事惊愕不已的时候，二月八日，两个持枪的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工商银行北京甘水桥分理处，抢走现金一百一十六万元，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随后在当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纷纷就此事向政府上书，要求再次开展严打，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
在党中央的直接部署和指挥之下，各地党政军一把手亲自挂帅，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活动。
第三次严打，是因为石家庄发生的一起恶性事件引起的，2001年3月16日，一个叫做靳如超的反社会分子，在当天的凌晨5点，接连制造了四起爆炸事件，炸死了108人，炸伤38人，令整个社会触目惊心。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互联网初期，网络让整个社会都对此事高度重视，来自民间的声浪之大，让政府觉得必须回应，为了对网民们做出一个交代，于是政府组织了第3次全国性的严打。
那么这三次严打的效果如何呢？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不少人认为是一败涂地。
虽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但无可否认的是，结果确实令人失望，完全没有达到预期。
一九八三年的严打，手法是最符合当今大多数网民所期待的方式，堪称罪犯头颅的收割机，在为期三年半的严打过程中，共破获刑事罪案164.7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9万个。
严打在执行期间的效果还是显著的，83年的刑事犯罪是61万起，严打开始后的84年降到51万起，85年和86年都是54万起，87年是57万起。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严打刚一结束，88年的刑事犯罪数，马上上升到82万起，89年更是翻了一番，达到197万起，社会的治安环境，比严打之前变得还要严峻。（资料来源：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一九九六年的严打，全国法院共审理结案57万起，比上年上升了14.9%，抓获犯罪分子32万人，其中有26万人，被判处了死刑、无期等等5年以上的重刑，打击力度非常之大。（资料来源：衣家齐，姚华，《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但是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严打仅仅让1997年的犯罪数，从1996年的166万起，降到了161万起，严打结束后的一九九八年，犯罪数迅速上涨，达到了198万起，1999年更是直接上升到224万起。（资料来源：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001年的严打，从表面上看，也是成绩斐然的，审结刑事案件34万件，黑社会案件350件，判处了15万名犯罪分子，死刑、无期等等5年以上的重刑。（资料来源：2002年3月11日，肖杨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可是接下来，大家就直接傻眼了，三次严打之后，犯罪率依然是一路飙升，到了2009年，按照中国社科院2010年颁布的《法治蓝皮书》里的报告，仅仅到2009年的10月，当年全国刑事立案530万件，治安案件990万件，几乎到了失控的边缘。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国长期以来，一旦开始所谓的严打，那就是对犯罪分子绝不留情，可杀可不杀的，一定要杀；可判可不判的，必须要判。（资料来源：王伟，《严打政策的理性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这不就是网上的大V们，一天到晚心心念念推荐的解决方案吗？怎么会一点也不灵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期以来，大家只关心对犯罪的惩处，不关心犯罪的成因，治标不治本，最后等于白忙活一场。
有很多人可能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犯罪还有什么原因，不就是人坏吗？
所以前两天，我写文章指出，中国拐卖妇女问题的关键，在于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拐卖妇女的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杜绝。
没想到文章一出，很多人马上就留言来批评我，说我混淆是非，没抓住重点，在他们看来，这件事的关键，就是徐州的人坏，丰县的官坏，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他们一个不漏地全都抓起来，杀一儆百，然后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你看，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和我们国家以前搞严打的想法，是完全如出一辙的，都是把这个世界看得非常简单，觉得无非就是出了几个坏人呗，我把他们全都抓光杀光，难道天下还会不太平吗？
因此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之下，从1983年折腾到2001年，大的严打搞了三次，小的不计其数，折腾了半天，把犯罪数从一年50多万件，直接折腾到了一年500多万件。
事实证明，这种只想把世界简化成好人和坏人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必须要去研究，坏人是怎么炼成的，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坏人们就会像小强一样，变得越来越多。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暴力刑事犯罪率这么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事实上是政府汲取了以前的经验，不再简单的光是去打，而是靠打和治两手抓。
2012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综合治理，通过两个手段，外加一个意外因素，以及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最后终于实现了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
在讨论这些成功的经验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搞明白，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2年为止，中国的暴力犯罪为什么会持续增长？
其实这里最关键的原因，是农民工在进城过程中，由于巨大的心理反差，导致了急功近利，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失败，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
就像大部分男人看王思聪都不顺眼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突然一下接触到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再摸一摸自己囊中羞涩的钱包，很多人的心态一下子就会失衡，这是这个阶段犯罪率之所以高发，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犯罪高发的原因，就是很多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又不愿意再回到落后的乡村，最后为生活所逼，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是加强防，用现代化的手段监控整个城市，提高警察的反应速度，把犯罪萌芽消灭在发生的初期。
政府通过两个方法实现了这个目的，一个是加强110系统，提高了出警速度，第二个就是著名的天眼工程，无死角的监控整个城市，让大部分犯罪分子无路可逃。
第二个就是扶贫工程，要解决社会上的那些失败者的温饱问题，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至少有口饭吃，如果想重回乡村生活，也不至于反差太大。
接下来还有一个意外原因，那就是移动支付的发明，让绝大多数的街头犯罪，变得无利可图。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最后都在城里站住了脚，其中不少人甚至实现了买房买车，安家落户，变成了城市人口。
这就给其他农民工树立了一个典型，让他们相信，勤劳可以致富，即使不走歪门邪道，一样可以实现人生的成功。
而且还有一点，可能出乎大家意外的是，随着法治建设的越来越完善，我国对犯罪的处罚事实上是变轻了的，提高了很多罪行的入刑标准，特别是在死刑案件上，改成了少杀慎杀，让社会变得更加文明。
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犯罪率终于实现了直线下降。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严刑峻法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找到了犯罪问题的根源，拔除了病根，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就像在这场对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最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严打，而是社会的综合治理，还有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可惜的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并不喜欢这种冷静的思考方式，慢吞吞的解决办法，总喜欢一种热热闹闹的“青天大老爷”的模式。
那就是一旦地方上出了事情，原因一定是因为地方官是个坏蛋，然后大家就一起去上京告御状，最后请来了青天大老爷，摆出了虎头铡，把贪官们的脑袋全都挂到城门口，然后上上下下就全都开心了。
至于当地为什么会出这个事情，地方官为什么解决不了，或者不去解决，这背后的原因到底何在？下一个官员来了，到底还会不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这些真正的技术活，反而没人关心了。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提醒所有的人，那些在这次事件里，只关心调查组到底抓了几个坏蛋，杀了几个贪官的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正义凛然，其实都是看热闹的心态。
只有那些真正的愿意问一问，发生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将来政府有没有解决办法的人，才是真正想务实的人。
只有每一个监督者的素质提高了，认知提高了，那官员们就不能简单的通过“青天大老爷”式的作秀办法，把这个事糊弄过去。
一个能延续多年，遍及全国的问题，绝不可能是简单的人好人坏造成的，更不可能是一两个地方官所导致的，不把这背后的原因解释清楚，就找不出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无法避免下一个锁链女的出现，这才是上上下下应该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