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23日，宋云彬在日记写道：“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不满。上午拟打电话给谷超豪，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
当时，宋云彬是杭州市民盟的负责人；蔡邦华著名昆虫学家，1949年政权易手之前，因为竺可桢离校，他被推举为浙大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1948年毕业后留校担任苏的助教；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恒寿都是浙江大学教授。
3月25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
当天下午五点，宋云彬又拜访了浙大医学院教授王仲侨，专门谈苏、蔡二人的事。当时王仲侨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此人1951年参加民盟，曾担任民盟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6年加入中共。这次拜访，可能是向对方汇报情况。
3月28日，宋云彬在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记录：晚上张劲夫来访，说李寿恒又出现新问题，苏步青未作交代，蔡邦华一味狡赖。还说陶秉珍于昨天半夜里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了。
当时张劲夫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浙江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他有直接关系。
4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与宋云彬详细谈了蔡邦华与苏步青的问题。由此可见，浙江省党政领导对这两个人非常重视。
随后，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三反”运动，很快又变成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宋云彬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邀余参加。物理系教授来星北（应为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方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彼对此次领导三反之孟加最为不满，曾面告孟加：‘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不配领导思想改造！’”
束星北是李政道的恩师，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在这次茶会中，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等人都被迫发言表态。
宋云彬在当天日记中还披露这样一件事：“浙大将开始思想改造，领导者鲁莽从事，引起恐慌，机械系教授柯元恒于昨晚留绝命书出走，浙大派人四出寻觅，未得结果。”
6月6日晚，宋云彬再次前往浙大，讨论成立一个互助小组，“专门帮助”苏步青、王国松和谈家桢进行“思想检讨”。参加小组的除了苏、王、谈之外，还有谷超豪、吴徵铠、吴济民和宋云彬。
这一切都说明，苏步青是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直到6月13日，浙江大学举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会，苏步青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才算勉强过关。
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说：“杭州‘三反’中颇有偏差”。此外，他还非常心痛地表示：浙大“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
另据宋云彬日记记载，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出席了浙江大学民盟小组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思想改造总结报告》，二是《拥护院系调整文告》。为了一致表示对院系调整的拥护，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在第二个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此以后，苏步青离开了他热爱的浙江大学；与此同时，这所大学也退回到30年前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其综合实力远在复旦之上。
2021-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