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庐山会议”时的一些细节。他提到，1959年8月，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毛的贴身秘书田家英私下对李锐抱怨说：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比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地位硬多了），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就让下面批斗彭，这太不应当了！
李锐写到，当时刘少奇却在旁边极力支持毛泽东这种明显违反章法的行为。李锐很感慨，刘几年后的遭遇令他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文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几年后，刘少奇也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他儿子刘源写的《刘少奇冤案始末》中有记录。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中共第一副主席，多次被批斗。一次他被批斗后，余怒未息，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言辞”地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要罢免我，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李锐对此评论道：如果当年你（刘少奇）这样为彭德怀辩护了，也许后来就轮不到你了。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会议了。当时，毛跟刘少奇因为四清运动发生了很大分歧。听了邓的话，毛很生气。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资料，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质问：一个不让我开会（指邓），一个不让我讲话（指刘），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力？
很快，毛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让刘少奇讲话了，还剥夺了他的生命。显然，毛并不是不懂得宪法和党章的意义，而是太明白了！当其权力受到挑战时，他知道拿起宪法和党章为自己辩护；而当他为了对付政治对手时，却把宪法和党章当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