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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不,不要频繁考验人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阈值

今天(3月25日)凌晨,上海东方医院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证实了有关传闻:

情况说明

周盛妮为我院护士,一直在院内从事科室相关工作。3月23日在家中哮喘发作,用药后无法缓解。19时许,家属驾车送其就诊。我院南院急诊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家属遂将病人送到仁济医院东院救治。23时许,周盛妮同志因抢救无效去世。

周盛妮同志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是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周盛妮同志的不幸去世,是我院的损失,我们对她的去世深感痛心,对她的亲属致以诚挚慰问!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22年3月25日

来自周盛妮朋友的非官方朋友圈消息,补充了一些细节:

发病后,给自己喷了药,打了针,但无法缓解,叫不到120,便由家属开私家车先到东方医院南院急诊,她以为,自己是本院职工,可以进去求救,但保安恪尽职守不让进。“辗转跑了几家医院,因疫情封控关了急诊不能抢救”,最终才来到仁济医院,因耽搁太久,不幸去世,终年49岁。

我们无法确定她在这4个小时里是否辗转了多家医院,但可以确定至少去过自己的工作单位东方医院南院和9公里之外的仁济医院。

一位护士,因为突发哮喘,花费4个小时寻求急诊,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去世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故事。

3月25日上午,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深切哀悼。“最近也有市民反映,看病就诊遇到一些困难,给大家造成了不便。”

上海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城市。从《情况说明》和相关各方的反应来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为周护士感到难过。

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都没有说这个过程中有谁做错了什么。病人四处跑急诊,是与死神赛跑;医院关闭急诊是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是顾全大局;保安阻止护士进门求救是执行命令,是忠于职守。是的,没有一个人是错的。

但事实偏偏又是:一个本不该失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这不能不让我们多一点思考:医院的根本,难道不是救死扶伤吗?上海是公认的“防疫模范生”,城市管理水平一直为我们所信任,可为什么在西安“孕妇在医院门口流血”事件之后,也发生了类似悲剧?

我想,这其中藏着一个问题:我们过于频繁地考验人性

对于东方医院南院的保安来说,在眼前生命垂危的同事与医院封控命令之间,他要做出选择。这个选择非常痛苦:放这位护士进去,将失去奖金乃至失去饭碗;不放她进去,将失去一个同事,良心也将隐隐作痛。

对于东方医院以及许多类似机构负责人来说,同样也面临考验:选择职务、权责,还是选择患者、同事?这是一个问题。

问号在心中升起,这是对人性的考验

人性经得起考验吗?以我的认知来看:人性可以经得起考验,但是,经不起频繁考验。一个普通人,可以经常或偶尔地服膺于高尚的道德,但在私利面前低头,却更为容易且频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一个人,99天都选择善良,第100天选择堕落,并从此彻底堕落,这个人是不是坏人?是的。他坏了。但他已经做得非常不错,因为很少人能坚持99天。

天生的、始终如一、全天候无死角的完美圣人是不是存在?可能是存在的。但基于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我认为,更符合现实,更接近真相,更有张力,也更加有效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阈值。越过这个临界点,就要做出糟糕的选择。区别在于,有的人阈值高,有的人阈值低;有的人不断提高,有的人不断降低,有的人则处于某种规律下的波动之中。

那么,如何确认道德阈值具体数字是多少呢?不能想当然,需要用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检验来确定。比如,当我们实实在在地拒绝摆在面前的100万元贿赂,那么,我们可以确认:今天的廉正阈值就是在100万以上。如果下次直接拒绝的金额达到200万元,那么,阈值就提高到了200万以上。我对自己也是采取这个方法来自我评价。(也请注意,发现别人的阈值,不等于确认自己的阈值。比如,有的人,天天痛骂贪官,宣称自己肯定可以很清廉,事实上,他很可能只是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而已。)

如果诸君赞同我这个“道德阈值”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推导并得出结论:既然临界点肯定存在于某处,既然一旦这个点被确认了,就意味着突破,意味着变质,那么,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永远生活在道德阈值之下**,永远不要知道道德临界点的具体位置**。

由此,作为社群,我们要尽量避免迫使成员站在临界点上;作为个人,我们日常要做的就是日拱一卒,日进一寸,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阈值,尽量拓展人生自由空间。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庄子》里的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x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了,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地面上,两条鱼在那里翻跳着,怎么办呢?一条鱼把水泡吐在对方身上,避免同伴被晒干,另一条也是如此,两条鱼用吐出的水沫,相互濡湿着……

这种“相濡以沫”证明了:这两条鱼的道德阈值非常高,它们有同理之心、互助之心,将心比心,舍己为友。这种情感很高级。但是,庄子也说得很好,“不如相忘于江湖”:两条鱼在江河湖泊里随意地、平和地游来游去,甚至互相想不起对方,完全不需要确认自己的道德高尚与否,没人知道它们的道德阈值,包括它们自己。这才是最佳状态。

关于疫情防控,中央最新的政策有一句话说:“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代价”二字,何其重也!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2020年10月,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疫情导致美国400万工作岗位永久消失。我们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做了统计,但我可以感觉到的是:考验普通人的人性底色的场景和频率,似乎越来越多了。

这种考验应当尽量减少,很具体地减少。

就让我们残忍一点,回到周盛妮护士这一悲剧来分析吧(愿周护士家人节哀、保重)。同样是在上海,昨天(3月24日)“嘉定新闻”报道说,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安亭院区)收治了大量急诊病人,夜间的尤其多,当没有48小时内核酸报告的急症病人到来,会先采用三级防护收治急症病人,同时安排核酸检查,保障急诊正常运行。

来抢救室的病人一定是先抢救的。”这样一句话放在平时普通平常,但放在今天,就需要提前做好安排。当急诊科这位胡姓护士自然自然地说出这句话,就意味着该院医护人员避免了类似东方医院保安一样的人性考验。他们可以没有负担地继续做好治病救人的本职。

如果周盛妮就住在这家医院附近,如果在规划政策时确保居民区一定半径内有急诊不停诊,如果急救生命通道得到保障,让一切自自然然,那么,悲剧就可以避免。

还比如,周盛妮的就诊过程也暴露了停复诊信息查询问题。一个医疗业内人士就注意到,很难验证目前上海各医院是否停诊。比如,“随申办”3月24日上的停复诊查询,没有全列出相关医院。周盛妮最后前往的仁济医院,既不在开诊列表里,也不在停诊列表里。

停复诊信息查询问题确实值得重视。在周盛妮发病前一晚,有另外一个小案例发生,见于一位区政协委员的公众号“履职笔记”:委员家住世纪公园,有一个4岁小男孩,3月22日晚上7点多,孩子疑似过敏性急性荨麻疹,呼吸开始急促,有休克的可能性。孩子平时就医是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但当晚因防疫暂停门急诊服务;于是委员家长开车送孩子到仁济医院,但这家大型三甲医院并没有儿科门急诊服务;开车去公利医院,得知该院儿科门急诊已在8点结束;委员家长在路边上网查询电话验证了浦东以及临近的虹口区、黄浦区所有公立医院,当晚没有一处儿科急诊在服务。最后送到了杨浦区长海医院儿科急诊。孩子的父亲是医疗界资深人士,经由这一夜,他发现:“随申办”中“医院停复诊查询”功能里,非儿科专科的综合性医院没有单独把儿科急诊列出显示,而防疫高压也让很多医疗机构遇到急诊只关心儿童是否发烧。最终,他在3月23日提出了相关建议。

完善随申办停复诊信息、确保居民生活半径内的急救通道……这都是“纯技术问题”,我相信,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代表性城市而言,在接到热心市民建议后应该会很快完善它。

换言之,我们还有许多操作空间,可以让我们避免直接进入考验终极人性的场景。最怕的,是那种一刀切——“我不管别的,我只要结果”,这种思维不仅偏离“精准”理念,也会不知不觉中在体系中滋长人性之恶。

我相信,古往今来,我们社会都有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仁义勇毅,他们慎独克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一直在努力向他们学习。不过,随着岁数渐长,教训吃得多了,我也渐渐体会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完人,让人每天都经受各种人性考验,那么,我们对人类的希望终将被粉碎得灰飞烟灭,彻彻底底。

这样斩钉截铁地抛出结论,未免有些居高临下,冒犯各位,但我仍然相信这样做是保守的也是最好的:在所有领域的决策中,我们都应当尽量避免去考验人性,避免将人放在一个天天被考验底层人性的地位。不管这个人是一方大员,还是门卫保安。

如果说三年疫情给我们带来什么经验教训,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人类社会的越文明,对普通人的人性考验就越少

迄今,我都感动于疫情早期奔赴一线的人们,但我也常常想:如果他们不需要奔赴一线,不需要成为英雄呢?如果像李文亮医生这样的烈士,如今还在几乎没有粉丝的微博上为“车厘子自由”念念叨叨,还在社区超市货架前为孩子尿片牌子左顾右盼,还在大学同学群里扔百无聊赖的表情包,是不是更好?

诸君,我敬仰身边一个个勇敢的人,同时也抱着一个希望:希望他们淡泊如水,沉浸于市井;自由自在,相忘于江湖

20220325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呦呦鹿鸣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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