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路的奔波，薛良权终于回到洛杉矶。（薛良权提供）
上海疫情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焦点，自3月底封城至今大部分市民仍居家防疫。南加有华人在全面封城前的三个小时逃离这座城市，期间经历打车难、找不到机场巴士、摔跤、被拒登机等一路的艰辛，终于在最后一刻坐上飞回洛杉矶的航班。
美国新锦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和主任薛良权律师，今年年初回国探亲，3月31日那天他仍在上海松江一家酒店隔离，直至晚上9时，他正式被解除隔离。那个时候，上海浦东早在几天前就已封城，浦西也将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后正式进入封城状态，如何在最后的时间离开这个城市，踏上回美之路，对薛良权来说异常艰辛。
“我是在3月31日订了第二天从上海飞洛杉矶的机票，因为不到隔离最后一刻，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离开酒店，万一核酸检查有问题呢？”订了机票的薛良权并不确定是否能成功离开上海，“我必须在午夜12时前离开浦西，到达浦东机场，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点，浦西封城了，我就无法再出行。”按照当时上海的防疫政策，身在浦西的薛良权只有一个途径，坐唯一的机场大巴从虹桥枢纽赶到浦东国际机场，因为出租车、私家车已不能在浦东、浦西之间通行。
首先，薛良权要想办法先从酒店赶到虹桥枢纽，晚上9时30分，他走出酒店，却发现路上已经没有车了，“那时很惨，虽然我在上海有亲戚朋友，但他们都已居家隔离，不可能送我去机场。网约私家车也早就停了，我打了很多出租车公司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就在薛良权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一个号码终于拨通了，电话那头的司机说他马上也要回家隔离，但可以最后接这一单，这让薛良权绝处逢生。
从酒店一路前往虹桥枢纽的路上，黑夜中的城市空荡荡的，失去了往日繁华，薛良权回忆说，一路几乎没有车，很多道路被封，他们辗转多条小路，终于到达虹桥枢纽。这个时候已经深夜11时多，离浦西封城不到一个小时，能不能赶上末班车，薛良权心里根本就没有底，“虹桥枢纽非常大，连接着地铁、火车、机场，但我们在外面没有看到一辆车，司机也不知道该把我放在哪里，他说要马上离开，赶在12点之前回到家，否则他连家都回不去了，我很理解。”
薛良权一路拖着沉重的行李，跑遍整个虹桥枢纽的外围，很多门已经封了，他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出来，就上前询问如何进去，但得到的答案是不能再进去，门都已经关了。“最后有个师傅告诉我，有一家酒店的门与机场的门是相通的，可以试试能不能从酒店进去，”薛良权再次找到幸运的救命稻草，他发现酒店的门真的开着，并由此进入虹桥枢纽。
在诺大的虹桥枢纽里面，薛良权走了很多路，问了不少人，终于找到机场一线大巴所在的候车室，这时已接近午夜12时。候车室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等最后的这班车，薛良权说，“很多人离开上海的航班都是几天后的，但他们提前来到候车室等着，因为过了今天，这些人可能就出不来了。”
3月31日午夜12时，末班车准时出发，薛良权跟随人流挤上大巴，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人很满，车上行李也很满，所有人都有逃亡的感觉。”到了浦东国际机场后，薛良权说自己还是没有安全感，万一航班熔断取消怎么办，当时登上飞机还需两个条件，一是疫苗接种证明，另一个是24小时内的核酸证明，薛良权两样东西都有，但他的核酸证明是中文的。
4月1日早晨6时，东航工作人员拒绝给薛良权办理登机手续，他将核酸证明现场翻译成英文，并跑遍机场打印出来，总算成功登机，“这趟航班的中转地是韩国首尔，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首尔仁川机场不认可这份检测报告，我还是会被遣返到上海。”所幸，到达中转机场后，韩亚航空值机人员没有为难，薛良权终于坐上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他说，“在那一刻，我的心才定了下来，终于可以回到美国了。”
4月1日开始，上海全面封城，2500万市民开始居家防疫，进入此后漫长的隔离期。
上海封城前最后三个小时，薛良权成功逃离。图为4月1日的浦东国际机场。（薛良权提供）
4月1日，东航工作人员拒绝给薛良权办理登机手续，因为他的核酸证明是中文的。（薛良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