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精英误读了中共。
以下是采访的节选内容：
记者：现在中国没有变成自由民主的大国，那么美国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脱钩（disengagement）是否是可能和现实的？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范亚伦：首先，我认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大国必须承认之前的政策失败了，承认至少在目前，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演变几乎甚至毫无影响力。事实上，中共正在朝与他们所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其次，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短期目标必须是防御性的。我们向中国开放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而中共利用这一点，将我们置于不利地位。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中共继续这样做的能力。我们还需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并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努力在印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力量平衡，以遏制中共在扩大军事能力之际的咄咄逼人行为...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做了不少，但是还未到达所需的程度。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权特征的体现，我不认为这些政策会发生很大变化，肯定不会在未来5年、10年、15年和20年习近平继续执政的情况下。但即使习近平被其他人取代，这些政策的势头已经建立。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面对一个非常强硬和非常难以应对的中国。
记者：你在书中说，采取更强硬和坚定的对华政策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实际上可以帮助减少这样的风险。不过你在书中也提到，中国长期存在这样的心态，认为美国或所谓的外国势力试图围堵中国。那么这种更强硬的做法是否会助长中国的这种心态，导致中国冒更大的风险或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范亚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让我试着这样回答。首先，我确实认为中共领导人有那样的看法。他们还试图利用西方围堵中国这样的指责来调动国内的政治支持，或是试图迷惑干扰西方国家。他们有这种看法和担忧。但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尽可能地对中国开放和友好，试图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他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或其盟国不可能在不向中共政权屈服的情况下，采取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的政策。他们无法让中共感到安全，他们也不应该尝试，因为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很危险。中共领导层确实有那些恐惧和担忧，但我觉得要减少这些担忧，我们能做的不多。
我对于未来5到10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是看起来做得不足，让中共领导人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错了，但那时我们已经陷入了冲突。因此我希望我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发展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防务，努力继续遏制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记者：你在书中主张我们应该在经济上追求部分脱钩（partial disengagement）。这种部分脱钩能走多远？
范亚伦：这个过程主要不是美国推动的，肯定不完全是美国推动的。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于战略原因一直在推行旨在减少和部分脱离对美国经济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依赖的政策，以降低中国面临压力时的脆弱性，如其领导人所说的，让中国在技术上独立自主。
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进一步脱钩的道路前进了。我不认为会是全面脱钩，除非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或者中国采取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那样的行动……但是我们对中国进口开放、向中国大量出口技术、或是对中国攫取技术而不会强烈反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记者：在制衡中国方面，拜登政府非常重视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协调合作。俄罗斯的例子表明，可以形成这样的协调合作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是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以及美国的盟友之间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孤立俄罗斯的努力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那么如果是中国，协同制衡中国的努力能走多远？
范亚伦：对于中国，首先我要说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似乎对在欧洲和亚洲的民众有种警醒作用。我感觉，俄罗斯或中国会入侵另一个国家或实体（比如台湾）的这种看法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抽象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会发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是否有可能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实施的那种全面经济制裁，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不充分。中国有可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世界上的许多经济体都依赖中国生产的各类产品，而不只是一种产品。恐怕中共领导人可能会相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最后不会真的对他们实施严厉制裁。如果他们如此确信，他们更可能会使用武力。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说服中共领导人相信，无论他们愿意怎么想，如果他们真的采取侵略行动，西方将实施协调一致的经济举措，而这些举措将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并且可能威胁到他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做到，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去做，如何说服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