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自己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孙女赫鲁晓娃教授，对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做出了相同的判断，那就是当下世界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有可能超过了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直接原因就是普京和习近平，也就是俄中这两个核大国的领导人在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中面临灭顶之灾，显示出远超赫鲁晓夫的自杀倾向。
如何解释21世纪的人类会走到这一步？越来越多的人想到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就是说文化差异，会成为后冷战地缘冲突的主导因素。问题是，亨廷顿并没有讲清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相同的人性，为什么会演变出如此不同的文化？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给理解基于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和冲突带来了很大困难。应该说，自“文明冲突论”出世以来，高度全球化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和交流，为回答这些难题提供了全新的知识基础，而这次中国引发的病毒全球大流行和俄国侵乌战争，给世界秩序带来的重大冲击，则为我们理解文明冲突提供了极深刻的启示。尽管在简短的时评中，不可能展开如此宏大复杂的问题，但我还是决定把自己从这次历史性冲突中获得的一些启示，与读者分享。因为我相信，这种思考和交流有助于未来中国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启示之一：文明冲突的本质其实不是文化身份差异导致的冲突，而是政治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当然，政治文化差异与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很深刻的关联，理解这种关联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理解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演变，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政治文化。
启示之二：历史没有目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地中海世界的海权国家在与陆权国家的漫长竞争中竟然占了上风，催生了大英帝国这样空前绝后的全球性海权帝国。而没有海权国家特别是海权帝国的兴起，就不会有现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海权国家内生的政治文化，因具有很大开放性和政治包容性，有利于推动法治和民主自治的政治秩序在全球扩展，但陆权帝国内生的政治文化，虽不利于法治和政治自由，却不会放弃与海权政治文化的对抗和竞争。
启示之三：陆权帝国内生的政治文化拥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从而意味着海权文化的秩序理想未必一定会在全球实现。相反，海权与陆权两种帝国内生的政治文化在全球展开对抗与竞争，带来了人类未曾有过的整体自杀风险。进步主义的历史主义倾向，低估了这个风险。
那么，为什么先是欧洲大陆，后是俄国，现在是中国，成为现代世界人类文明自杀风险的主要震源？从宏观的角度看不难理解，海权国家的弱点是人口和土地资源相对不足，这也正是海权政治文化比较理智也比较节制最根本的原因，海权的政治包容和鼓励个人自由带来的创新活力，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知识的活水之源，而陆权国家要与之对抗，基本策略就是技术赶超，同时不惜以拼人口来取胜或保种。这种生存策略固然给海洋霸权带来致命威胁，但在陆权国家和陆权帝国之间，更带来了难以控制的相互摧毁的风险。这种风险从西欧沿欧亚大陆向东延伸，是地缘政治自然的空间逻辑。这种逻辑如何催化俄中两个超级陆权帝国的政治文化演变，将在下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