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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团购乱象频现 购物平台遭三面冲击

有民众反映,因为小区路被封了,收不到京东快递,只能买团购高价菜。(网络图片)】大中小

上海封控一个多月来,社区团购火爆,然而近日大陆媒体纷纷曝光团购乱象。分析认为,疫情下“人祸”频现,不乏以权牟利,而遭中共过度监管的电商大平台正遭三面冲击,开始走向崩溃。

上海购物乱象“团购”成焦点

近日,上海曝出一个个团购乱象。一段广泛流传的片段显示,上海一个被叫停团购社区的居民,愤怒地闯入居委会办公室,拍摄并揭发办公室内堆满大量食物及蔬菜。

上海江桥镇一个小区有工作人员私吞配送物资、高价炒卖,累计非法获利150余万元,引发该社区居民不满抗议。

静安区一小区的居民参加社区团购,成团后,帮居民采购物资的“团长”,在群里发起了运费“众筹”,要求所有成员承担14,000元(人民币)运费。

还有知情者披露,有政府保供人员通过社区团购一天可赚30万元。上海一名为帅俊的志愿者与网友的对话截图在朋友圈广为流传。据悉,他隶属于保供单位,为社区供应紧俏物资,日进万元,但这样的“肥差”并非谁都可以做,需要“有关系”的。他提到:“希望疫情别结束”。

几天来,团购的种种乱象被媒体聚焦,《第一财经》撰写题为“‘黑心团长’日入万元?上海团购热潮能火多久”的文章;今日新闻报导“上海团购主修图改价!物资大涨75%”等。

不过,不只是团长的问题。上海一位社区志愿者告诉大纪元记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外面有物资,但是进不了小区。你要进小区,就要参加社区团购,或参加政府组织的团购,你都要被人家宰一刀的。我觉得政府就是不想让大家买到便宜的菜、买到正常价格的菜。”

明报》分析,疫情下的中国人,总是一边应对“天灾”,一边对付“人祸”。

分析说,从武汉爆疫,如潮涌来捐给红十字会的防疫物资,近在眼前却被闲置挪用;到以“硬封城”的西安,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天价菜成了这一役最大标签;再到此轮上海封城引出的权力“寻租”及各式各样“发国难财”的行为。

《明报》文章说,疫情之下,若欲防止权力出笼伤人,最好之法,便是将之摊薄(削权),而不是惯纵。

分析还说,封城中民众面临的断粮危机和官员腐败,不仅让走向富裕的中产阶层重温了计划经济年代的不堪与无助,也让民众对防疫政治下的体制本身,产生了幻灭。

上海居民团购的兴起到衰落

上海团购是如何兴起和衰败的?自4月1日全面封城,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缺乏,团购成为市民的生命线。

财新网报导,疫情初期站出来组织团购的团长们,大多是热心居民,之后越来越多“职业团长”加入,在一些小区,团长形成了利益群体,争执越来越多。

4月15日,小区居民自己组织的团购被居委会叫停,团购改由居委会领导,团长开团前需提交一系列的审批文件。

《第一财经》的报导则说,团长吃回扣等问题导致多方矛盾逐步升级,而终止小区团购骂战的,是重新进入团购购买渠道的电商大平台。

报导说,4月下旬开始,居民发现拼多多上能团购蔬菜水果禽肉奶蛋,大家按需下单。一个小区集齐三四十份自动成团,隔日配送。盒马团购每四天向小区开放一次,不久饿了么也加入了团购。

但实际上,在封城期间,多数电商平台被排除在团购外。如美团,在北京疫情刚起来,美团就不得不关闭了北京的购物平台。还有京东物流,派了上千小哥去上海,结果有的在社区连货都下不了。

分析:中国庞大的社区购买行业正在崩溃

在社区购买中,科技公司促进了资源集中以低价批量购买商品的传统做法。不过,这些电商大平台已经今非昔比。据彭博社日前报导,这个庞大的社区购买行业正在崩溃。政府对帮助邻居以大宗价格购买杂货的技术平台的策略感到不满。

报导说,这次病毒大流行,北京、上海和其它城市的COVID-19封锁对电商大平台而言,为社区购买提供物资本应是其可获暴利的机会,但物流网络的中断削弱了平台满足需求的能力。

因为封城,大量城市居民上网订购日常必需品。但在4月最后一周,美团因为要遵守当局的COVID-19限制,停止了在北京的社区购买业务,关闭了该市数百甚至数千个取货点。

报导说,像28岁的向美玲这样的团长正成群结队地离开社区购买论坛。她在美团上收到的订单从去年初的每天约20个下降到3月份的两三个。

“自大流行以来,这个行业就像过山车一样。”大中华区顾问Kearney的董事总经理何雪莉说。

现在,即使是财力雄厚的运营商也在裁员。彭博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早些时,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运营商​​京东将其社区购物部门、京西的员工人数削减了10%至15%。网约车巨头滴滴全球公司的社区购买部门裁员约20%。阿里巴巴集团也削减了促销活动及成本。

报导说,数百家初创公司已经破产,投资者可能会在最新的警示故事中损失数十亿美元,即北京的打压会以多快的速度毁掉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电商巨头遭三方面冲击

信传媒分析,中国互联网电商巨头的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首先,在当前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消费低迷,对科技公司业务造成冲击。

再就是监管部门施压,部分企业调整经营方式;2021年3月,中共对互联网巨头的全面打压。市场监管机构对美团、拼多多和滴滴处以罚款。两个月后,Nice Tuan因产品倾销和定价欺诈再次被罚款。

此外,为了贯彻习近平清零政策,极端封控措施瘫痪了上海等27个城市(约1.85亿居民)的经济活动,制造、物流、消费也被清零。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除了中共对互联网团购企业的打压,造成这些企业走下坡路之外,由于中共体制的因素,使得官员及部分民众在团购过程中以绝对的权力进行牟利、腐败,也是上海民众逐渐对团购企业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未来,团购企业在中国将如何发展,还要看当局的具体政策。

责任编辑: 时方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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