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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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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往事难以忘怀,尤其是我在1957年被定为勾结历史反革命的极右分子的坎坷经历,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是出生在一个佃农家的穷孩子,本来上不起学,由于族上的资助勉强念到高中。一九四九年长沙一解放,就考入了湖南军政大学,由于家里穷,虽然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但从对“共产”两个字的理解,也是有好感的。军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从缮写员、书记员而升任参谋、秘书等职务,1950年入团,1951年入党,工作上一帆风顺。为了感谢党的培养教育,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力争做到万无一失。1954年部队从朝鲜调回祖国,到旅大空三军高炮指挥部任秘书,1955年部队走向正规化,实行了军衔制,同时也开始有探亲假了。1957年的夏天,我带着与我一起参军的妻子及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回湖南桃江老家探亲。

回到阔别了近八年的家乡,亲朋邻里相见,都感到无比亲切和高兴。寒暄之中,有的老乡竟含着眼泪向我诉说几年来的家乡变化:解放头几年,分到土地的农民基本上过上了温饱的日子,但随着生产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民又失去了分得的田地,加上干部作风浮夸,不走群众路线,粮食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农民辛苦一年的工分,挣不回口粮钱,自然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地里茅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统购统销按干部虚报的产量征购之后,社员的口粮就不够了,又没有副业收入,终年见不到一分钱,必需的零用开支也只能等老母鸡下了蛋换几角钱来买火柴、食盐等物。我怎么也想不到新社会的农村,还过着这样的日子?!

本村有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也来到我家。先说这个历史反革命的来历。他是湖南桃江县农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九五七年就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和他是同乡,大我五十多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曾经做过木材生意。此人性直,好打抱不平。他看到农村某些干部欺上瞒下,作风不民主,生产上瞎指挥,村民们怨声载道,就经常提意见,村干部不接受,就把意见写在纸上,贴到村口路旁。村干部拿他没办法,就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加以管制。但他自知没干过反革命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满不在乎。因为我已经从别人的谈话中知道了他的遭遇,就安慰他不要着急,事情总会得到解决的。并把他所掌握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告诉他,我要直接向湖南省委反映。

回到部队后,这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总在脑海里萦回。为什么党的政策这么好,到农村就对不上号呢?我天真地认为可能是地处偏僻,党的政策难免鞭长莫及,从内心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决不能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我必须原原本本地向党汇报,以求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使群众早日解脱困境。

正当我整理上报材料之时,我爱人提醒我说:“现在报纸上常看到右派向党进攻的文章,你可要小心啊”。我笑以对之:“我是共产党员,向党反映情况是我的义务,也是出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我默不做声,于良心也过不去呀!”她和我一同回乡,也是事实的见证者,听我说的在理,也就不再言语了。

给湖南省委的信发走了,但事情总是挂在心上,和单位的同志也唠,就像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在思想上怎么也撂不下。

我在单位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每次支部会都由我召集,可那天单位领导突然通知我参加已经到齐了的党员支部大会,内容是叫我谈回乡探亲感受。这下我预感到大难临头了,原来我爱人提醒我要小心,已经来不及了。要我谈感受是假,要我的口供是真,我在支部会上的发言记录报告了空三军党委。又过了一天,通知我参加军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一进会场,一切都明白了。一千多人的大礼堂,鸦雀无声,四面墙上挂满了大字报,内容是:“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卢菊生的反党罪行。卢菊生反对农业合作化!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没有好下场!……”我做梦也想不到满怀赤诚对党反映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恶果。大会由军保卫处处长主持,早已安排好的几名积极分子,相继发言,严厉批判我给湖南省委写信反映的情况不是事实,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只有右派才说合作化搞糟了,这是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是别有用心的污蔑,是恶毒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故意说农民生活苦,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总之,写给省委的信是射向党的一支毒箭,这是右派卢菊生无论如何也推脱不了的铁证……

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之后,保卫处长叫我站出来进行答辩。我确实蒙头转向了。我说:“我一个穷孩子,能有今天,感谢党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党呢?我反映的问题,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无半点虚假,我是把党视为母亲一样来爱护,才向组织说出这些心里话的……”没等我说完,看我全然没有检讨的意思,军长刘丰、政委栗在山也发言了:认为我想蒙混过关,拒不认罪,告诉我不许再狡辩,必须低头认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要大家继续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分子卢菊生的嚣张气焰。这时会场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卢菊生的口号声,让会议进入了高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纵有八张嘴也说不明白。我说:“事有事在,请组织调查,不管怎样,把我骨头烧成灰,我也不反党。”这句话可能有点硬,惹怒了政委栗在山,他说:“会议到此不要往下进行了,看来卢菊生不但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还要负隅顽抗到底,现在我就硬性地给他作结论:‘卢菊生不仅是个右派,而且是个极右’,这不是我们送给他的,是他自己赚来的,是他自绝于人民的可耻下场。必须开除他的党籍、军籍,遣送农场劳动教养。”这场荒唐的辩论会就这样结束了。事后经过调查,农村干部发现我告了他们的状,也对我恨之入骨,马上把我的家庭成分由佃农上升为富农,还诬陷我勾结历史反革命,意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以致最后给我的结论材料中,除了“极右分子”之外,又加上了“勾结历史反革命”这顶廉价的桂冠。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这种灭绝人性的结论,使我感到一下子从天上掉进了十八层地狱,这是什么世道呀!这难道就是我刚入伍时所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朗朗的天”吗?一个党员履行党章所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怎么就是反党呢?即令是我提出的意见有出入或者提错了,毛老爷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专制的体制下,只能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既是权又是党,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毛自认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比秦始皇还秦始皇。”作为军政委的栗在山,不正是这种和尚的化身吗?!

接下来是组织找我爱人谈话,叫她与右派丈夫离婚,否则也必须离开部队。我爱人的心里有杆秤,她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也知道我是热爱党的,所以她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同意离开部队,但不离婚。这样的回答出乎组织的意料,可等待她的是留党查看两年的党纪处分,复员到农村去。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妻离子散的生活。

二十多年炼狱般的生活,苦不堪言,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凡是对待黑五类所能采取的各种残酷手段,我通通领教了,在逆境中不仅让我看透了那些丑恶的嘴脸,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活下来讨还公道的信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胡耀邦同志力主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又回到了人民之中。但毛的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根子扎得太深。1979年我回到部队落实政策,军保卫处的一个助理,承认我反映农村情况不算右派言论,但是当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勾结历史反革命是立场问题,还想抓住这一条不放过。我说:“‘勾结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扣在我头上二十多年,可我的反革命事实呢?你有吗?从头到尾,我就是反映农村情况,那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如果也是空三军的人,他也会和我一起来找你落实政策。”这位助理大人,无言以对,只好说再请示党委复议。事实胜于雄辩,复议结果是所有不实之词,一笔勾销。以上就是我当“勾结历史反革命的极右分子”的全部经过,也可算是共产党专政下,无数怪胎中的一个吧。

往事不堪回首,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这一切在历史上,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更在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感谢《往事微痕》给我一个直抒胸臆的平台。慨叹之余赋七绝一首:

整风鸣放大宣传,号召全民广进言,向党忠诚提建议,阴谋枉煞万千贤。

1998年3月2日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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