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香港特首“选举”引起的尴尬，只有奥维尔（George Orwell）小说“一九八四”中负责官方宣传的真理部施展浑身解数，才能稳住阵脚。
北京驻港代表中联办发表的新闻稿，颇有真理部的辩才。首先是选举的代表性。新闻稿说李家超高票当选，“既是选委们的郑重选择，也是市民意愿的集中表现”，显出中央极其希望新特首是民望所归，因此不顾逻辑犯驳，把1461名选委等同全港市民，也忘记“完善选举制度”的初衷，不在乎民意支持，而在乎能否加强中央的控制，排除民主派的参与，以确保北京确认的“爱国者”全面掌权。如今初衷达成，却又强说特首代表市民意愿，既与事实不符，也对中央当初的权威决定信心动摇。
其次是强调今次“选举”的认受性，在于“选举依法依规”，并得到“香港社会广泛参与”。1428个选委循规蹈矩投票，没人会争议，结果有1416票支持李家超也是事实，但1416票是全港人口不到万分之二（0.002%），竞选活动亦集中于享有尊贵特权的选委圈子，又如何说得上“社会广泛参与”？其实不到1500人的小圈子投票，目标该是百分百的全体参与，但竟然有3%人下看来不服中央决定（包括33人没投票丶4人投白票、8人投反对票），才是真问题。
其三是指出新特首的工作重点。新闻稿说，“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期”。不过，以公安背景的李家超出任特首，工作重点放在捍卫国家安全，“抵御来自内外的威胁和破坏”，正好说明香港仍在“由乱到治”的转型期。
再者，虽然有人认为香港已贬降为一个中国城市，但其国际联系及融资力量比起大陆城市仍有优势，不能自断一臂，放弃与国外不同地方的政经联系。特别当香港是“由治及兴”的话，特首应该对外开创局面，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将外资及人才引进香港和大陆。因此特首人选必须擅长对外关系，以利香港以至大陆的经济发展。除非香港“由治及兴”不用特首经济外访，否则李家超的问题岂止是英文水平，更涉及他被美国制裁，不少外国机构及企业为免麻烦，恐怕未必乐意与他交往。
另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是，中联办将“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同时“推动落实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换言之，中央不但有权管治香港，更会全面落实，不留余地。如是者，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即使没有消失，相信已经脱胎换骨，变成港人按照中央的意思治理香港而已。
不过，中联办的想法同时透露了玄机。委派李出任特首，即使他不熟悉经济及社会政策也毫不重要，反正中联办才是中央在港的特区最高领导人，特首人选只是落实香港全面管治权的一着，至于其他人选、大政方针、社会政策，中联办不会令你失望，特首依计行事，看来便等于“港人治港”了。
最后，中联办寄望李家超团结带领特区和社会各界，开启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这任务看似普通不过，香港人的特首修补社会撕裂，团结齐心走出政经困局，理所当然。不过，李家超由不到0.02%香港人投票选出，民意基础不必说了，更不要说，竞选活动开始以来，从没有直接面对反对派民众，上任后又何来决心，跟接近六成人口的不满政府人士握手言和呢？
更何况，他深得中央宠信，最终问鼎特首的“丰功伟绩”，当然要数制订“送中”条例、拘控民主派初选案人士、《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高层被捕以至倒闭、支联会及多个公民组织在庞大的政治压力下解散等等。凭着这份业绩，李家超面对支持这批民主派领袖及新闻媒体的社会民众，如何说服他们政府一面以公权力收紧公民自由，但又有诚意达成社会大和解？这个大疑问，恐怕使他连接触民主派组织也会却步。
中联办对李家超的四点认可（有代表性丶有认受性丶走向“由治及兴”丶带领社会各界），以至一点自我期许（贯彻港人治港又落实全面管治权），或出于良好意愿，奈何现实与梦想差距太大，难以令人置信。不过，陈腔滥调不断重复，不在乎实效，如夜行人吹哨子那样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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