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创办后正值清明假期，许多大学生加入其中，他们给自己起了名字，叫“守沪者”。针对每一条求助，志愿者们会向居委会、医院、交警大队等机构或部门打电话，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反馈信息给患者。
只是，这毕竟是一群大学生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群落，他们没什么医疗资源，收集到众多需求，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对外求助，“希望更多有医疗资源的个人、团队、组织联系我们”。
在上海阿特蒙医院从事医疗管理工作的刘臻看到了这份求助，他主动联系了华融琦，决定将“癌症患者互助”这一块工作承接下来。
针对肿瘤患者遇到的各种共性问题，刘臻和他的朋友们做了一份更有针对性的指南，名叫“上海抗疫期间肿瘤患者就诊指南”，对信息查询、交通方式、转院治疗、买药配药等肿瘤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做了解答和梳理。
上海一家医院内，身穿防护服的志愿者为社区居民买药。图/人民视觉
他们列出了“可化疗医院列表”，详细标明了医院、联系方式、是否可以门诊化疗，是否可以住院化疗，是否可以使用医保，包括备注栏，综合患者反馈，会写上：有几个治疗床位，需要什么样的核酸报告。
他们还建立了肿瘤患者互助群，让患者们互通有无。在信息不明朗的4月，许多患者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就医记录，给其他人作参考——
4月17日。重要信息：目前上海唯一不需要核酸报告的通道：上海第十人民医院。1.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开放。2.对无核酸阴性报告患者救治不延误。3.医院联络渠道畅通，第一时间有响应。
4月18日。普陀同济医院，提前预约普通门诊肿瘤科。医生会根据之前病历配靶向药，需带好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我爸今天在胸科医院入院治疗，据日间病房护士说，周日胸科医院也能做核酸的，有需要去胸科医院的参考下。
4月18日。复旦肿瘤医院（徐汇院区）就诊分享：人挺多的，戴了两层口罩，带了一瓶酒精，差不多见底了。医院门口可做核酸，目前是24小时核酸进复旦肿瘤医院，为了周一上午的病患顺利进院，周日上午半天，核酸检测开放，切记周日下午没有核酸，别跑空。如果当天做核酸，当天看病，只能挂下午的号。
这些建议都非常的具体，具体到，车停在哪条路上，打车单程一小时大概花了多少钱，一定要记得带医保卡，手摸过不确定的东西要马上消毒，记得带上水和干粮，记得不要碰脸部任何地方。
YIN是刘臻的同事，从3月20多号开始，她便开始利用手上的资源帮助一些肿瘤患者送药，刘臻和她说起互助文档的事，她欣然加入了。
我和她通话时，是她在办公室打地铺的第31天。她讲起这些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医院临时出车去接人，可以跨江，她赶紧在群里同步了这一信息，很快，需求传来：一个小姑娘说自己的外公前列腺癌，药已经吃完了，全上海只有浦西一家药店可以买到这种药。
那天，司机在南京路的药店门口排了两个小时，终于买到了药。事后，小姑娘写了一段长长的感谢“小作文”，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尝试了无数方法，今早幸运的事件发生了，我一分思考都没有就把几千的费用转给一个陌生的微信号码，因为，这是我全部的希望。而它也没有被辜负。
一位特殊的志愿者
在肿瘤患者的互助群里，有一个志愿者，名叫张安华，最初，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志愿者，他还帮抑郁症患者联系过送药，直到有一天，他在群里问，“有没有地方可以做日间化疗”，其他人才知道，原来他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属。
张安华是一位“沪漂”，他的父亲去年6月末被诊断为肺癌，从老家来上海治疗。为了父亲住的舒服，他整租了一个一居室，离上海市肺科医院很近，父亲的治疗效果不错，有合适的靶向药可以吃，吃了五个多月，今年年初耐药了，3月4日进行了第一次化疗。
癌症的化疗具有周期性，一般每隔21天一个疗程，按照正常的节奏，张安华的父亲应该在3月25日进行第二次化疗。3月23日，他们所在的小区因出现阳性病例而封闭——而当时，肺科医院不接收来自封控区的患者，张安华父亲若是要就医，只有一个选择，去定点医院上海市浦东医院。
癌症的特殊性在于，它很少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致命，但它又时刻吞噬着患者的生命。而由于病程较长，大多数癌症患者都会跟随熟悉自己病情的医生治疗，这也意味着，即便去到浦东医院，张安华的父亲也无法进行抗癌治疗。
第二次化疗错过了，等到4月15日，又过了21天，这本该是张安华父亲第三次化疗的时间，但第二次化疗还没做上。
化疗延期，也被称为“拖疗”——在很多疫情爆发的城市，这是癌症患者们的普遍困境，在上海尤甚。
4月16日，张安华终于成功带着父亲前往肺科医院，但因为身体太过虚弱，父亲的血液指标没有达标，需要打针，等指标回升达到化疗条件后才能继续化疗。
5月6日，这本是张安华父亲第四次化疗的时间，但因为血液仍未达标，他仍未做上第二次化疗。那天，在肺科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张安华，父亲的肿瘤恶化非常快，“增大了许多，唉”。
在张安华讲述的治疗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带着父亲去到医院，再从医院回到家的过程——
这两个月，为了让父亲减少被感染新冠的可能，不耽误治疗，每次出门，张安华每隔5分钟拿免洗洗手液帮父亲洗一次手，凡是父亲要触碰的东西，口罩、椅子把手、哪怕是拿就诊卡，他都会消毒一遍。疫情严重时，他们穿防护服出门，进医院一套，从医院出来之后，再换一套新的，两个人一天要用四套防护服。等到了家里，防护服扔掉，露在外面的鞋、包全部用消毒水喷湿，穿的衣服全部洗掉。
这不只是一位癌症患者的经历，也是疫情爆发时，无数肿瘤患者的经历。
一家特殊的酒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有两个院区，2000多张病床，36个临床科室，700多位医生，1200多名护理人员。去年，院长郭小毛教授在建院90周年学术论坛上也说，“复肿”是上海乃至中国肿瘤诊疗的“桥头堡”。仅去年一年，这家医院的门诊量达173.4万人次，在最新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它的考核成绩为A，位列肿瘤专科医院全国第二名。
能去“复旦肿瘤”治疗，承载着许多外地癌症患者对生的期盼。在复肿徐汇院区，沿着东安路，许多老旧的居民楼被改造为“癌症旅馆”，有的“房间”原来是一个不足6平米的阳台，外地来的癌症患者和家属愿意租住在这里，因为它们离医院近，可以做饭，还便宜。
复肿的浦东院区靠近外环高速，老旧居民楼不多，附近的酒店成了患者们的临时落脚地。雍乐精选酒店距离复肿浦东院区不到3公里，里边常常住着癌症患者。
4月初，志愿者Mika发现了很多来自这间酒店的求助——3月21日，这家酒店一位客人被确诊为阳性病例，开始封闭式管理，近20位外地来沪就医的癌症患者被“困”在这里。
吴琦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石家庄人，2020年8月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因为妹妹在上海，他的抗癌治疗第一站选在了上海，在上海接受了放疗，之后在北京接受化疗。
今年3月，因为化疗效果不错，北京的医生建议吴琦再去一躺上海，让初诊医生判断一下，是否有条件进行第二次放疗。
面对癌症，吴琦和妻子曹盈萱尽了全力。他们去了最大的医院，为了用上最新的药，每个月都要花费2-3万，前一阵，他们刚卖了房子。
这次的上海之行，吴琦一个人来，他挂了3月23号的复肿的门诊号，但离就诊只剩一天多的时间，酒店忽然被封了。吴琦懵了，远在石家庄的妻子曹盈萱开始行动，她打了很多电话，“一睁眼就开始打12345”，不停地打，打到最后手机里拨出的全是座机号，都分不清哪个号码是哪个单位。
就诊日到了，吴琦还是无法出门，只能拜托还能自由出行的妹妹拿着自己的挂号信息去找医生，用视频的方式完成了这次问诊。那天，医生的建议是，不做放疗，按原计划化疗。
按原来的化疗节奏，吴琦本该在3月24日进行化疗——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3月23日看完诊直接去北京，3月24日在北京化疗；或者干脆不走了，让复旦肿瘤的医生帮忙开化疗药物，在上海做完这次化疗——但现在他被封控在酒店，两种方案都泡汤了。这也意味着，吴琦这次来上海“白跑了一趟”。
但上海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没过几天，酒店所在的园区被封控，等到3月28日，整个浦东都被封控了，接着浦西也在4月1日被封控。
吴琦拖疗了。妻子曹盈萱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疯狂打电话求助，只能远程给他抢食物。
这些被困在酒店的癌症患者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和吴琦一样，许多患者都是一个人来治疗。患有乳腺癌的杨女士和陈女士，她们都是一个人住在酒店，杨女士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晚上会在睡梦中疼醒，身上有针扎一样的放射性疼痛，陈女士患的是乳腺癌中分型严重的三阴性乳腺癌，放疗的地方都脱皮了，腋下有疼痛感。
被封控在酒店十几天，她们夜里基本都睡不着，陈女士曾在接受沸点记者的视频采访时说，她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早点出去看病，“昨晚11点多还在拨打12345”，求助了太多人，她们已经不知该求助谁了，“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4月7日，在拖疗了14天后，在媒体的关注和居委会的帮助下，吴琦和其他十几位癌症患者终于走出了酒店，前往复旦肿瘤治疗。
但又有意外状况发生，因为着急，吴琦挂错了科室，医生开不出来他需要的化疗药物，必须重新挂号，而下一个号排到了几天后。
那天，吴琦“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和妻子双双在电话里哭了，他在医院坐着，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点多，依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最后，在互助群志愿者的帮助下，吴琦第二天去一家私立医院打上了化疗——这也是很多拖疗患者最终的解决方案，在特殊时期，一些私立医院成了救命稻草，正如吴琦的妻子曹盈萱在电话中说，“那个时候，只要能打上针，不管公立私立，不管多少钱，就是搭个大棚给打针我们都愿意的”。
4月18日，吴琦终于乘坐高铁离开了上海，在济南隔离了两天、在石家庄隔离了5天后，他终于回到了家。
医生们的努力
为了撰写一篇关于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意义的研究文章，第二军医大学的博士生明星曾与多位肿瘤患者进行了交谈。
在他的访谈中，一位34岁的女性如此总结自己生病的感受——生病之前自己像一只蚂蚁，生病以后就像安静的吊在树上的一个茧，“我安静地呆在里面。到医院的这段时间，就觉得像是在茧里面，觉得挺安全，只要有人给我开方子，让我吃药，给我药水，证明在治疗，就觉得踏实”。
但在这一轮爆发的疫情中，上海的医院大多陷入“开诊-感染-停诊”的循环中，R0值10的奥密克戎传播性强，隐匿性高，截至4月24日，上海新冠感染者累计数已超过50万。
李进是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医学部主任，据他估算，包括新发病的，带瘤生存的，外地来上海看病的——“上海上百万的肿瘤病人总是有的”。这上百万癌症患者，非常需要及时去医院，才能有“安全感”。
但过去一个多月，因为核酸采集需求量巨大，很多医院的医护都去了一线支援。在东方医院，许多科室都关掉了，肿瘤科抽调了一半以上的人去采核酸，这还是院里被抽调的较少的科室，“连我们的会计都培训上场了”。
封控最严重时，李进多数情况只能出特需门诊，他所在的肿瘤科4月份平均每天大概只能看20多个号，比平时“至少减少60%以上”。
作为一位资深的肿瘤科专家，这段时间，李进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拖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对此，李进的回答是，肿瘤治疗有周期性，通常二周到三周要做一次化疗，如果遭遇意外情况不得不推迟化疗时间，推迟两周，临床上是可以接受的，再往长时间推迟，可能就会影响治疗效果，“那肿瘤就要长了”。
王兴是北京大学肿瘤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做过住院医生，现在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4月20日晚，我们与王兴医生通了电话，从前他所在的胸外科一天要看100-150个门诊，现在每天只能看7-8个，“化疗的坑只有五个”。
他是一位很有同理心的医生，也曾是癌症患者的家属，他非常能理解肿瘤患者迫切想要就医的心情：“换位思考，如果我们自己家人得了肿瘤，会不会说等三个月再去切呢，是不是一定还是尽快去切，尽快就是指，我们只要有能力我们就去切，不会说我们慢慢等，不要紧，过三个月再说吧，这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都认为我们不会去拖，为什么可以去劝病人可以耐心等待呢，这也不合理。”
但在疫情爆发的阶段，医院也有医院的难处。特别是肿瘤医院，“要化疗的患者来了，不收，于心不忍，但是收来了，如果把其他化疗的病人全感染了，他们白细胞又低，那又该怎么办？”所以只能有限度地开放。
至于几乎停滞的手术，李进也谈到了医院的为难，“手术的话是开放的，病人又不能戴口罩，做手术还要插管，做麻醉，呼吸是开放的，开放就等于有可能会把所有参加手术的医生护士，麻醉师全部感染。所以不到紧急情况，目前手术都是推迟的。等到疫情稍微控制一点再去做手术。”
面对正在与生命赛跑的患者，医生们也在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
4月中旬，王兴医生注意到，由于医保报销限制，许多慢性病和肿瘤患者只能一次开一个月的药，封城第3周，很多人的药不够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如果上海这边有需要配药的朋友，可以私信我，只要能帮大家开的都不限制。那天开始，他收到了几千条微信好友请求，因为加好友太频繁，微信号还被锁了，申诉后才解封。
“医生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要有一定正义感”，这不仅是王兴一个人的想法。
4月，李进医生除了出特需门诊，基本每两天义诊一次，每次半天时间，一次能看15个病人。
4月19日，我在线上观看了一场上海长征医院王湛医生的义诊，王医生很认真，他做好PPT，叮嘱了患者们几个疫情时的诊疗要点以及告知他们如何预约床位。因为总有新患者进来，不知道情况，不到一小时的直播义诊，王征医生讲了6遍如何约床位。
在肿瘤患者互助群，也常常能见到医生的义诊信息。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胃肠肛肠外科主任宋纯，和群里的大家在线聊“晚期胃肠肿瘤患者的治疗希望在何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医生，和大家线上聊“如何在疫情期间及时就诊仁济医院胸外科”。
还有些医生成为了互助群的一分子。5月14日，一位患者在群里发问，“请问如果16号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pet-ct的话，几号可出结果？”复旦肿瘤放疗科的倪医生马上回复他：第二个工作日。也就是17号。
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5月1日，一个随申码红码的孩子在瑞金医院急诊看上了病，病友们都很惊讶——那是一个患有骨肉瘤的孩子，化疗已经拖了一个月了，医生一直关注他的病情，自己要开诊了，提前两天通知家属一定要想办法挂上号，“化疗不能再拖了”。那天，孩子进不了医院门诊，医生就自己出来门口接，他让持绿码的患者家属在门诊开了化疗药，然后带着孩子去急诊找他上药。那位医生姓鲍，患者家属很感谢他，“瑞金医院的医生真的是很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