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2年的春夏之交，历史似乎正在进入一种另类的轮回。三十三年前，北京的僵化体制和政治老人以相当于1968年苏联出兵干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的规模和模式镇压了北京的大学生运动，然后面对政治的失败不得不以开放市场经济和暂时的政治妥协延续着政权。而在2022年，北京再一次面临着类似的政治失败。
外界大概很难想象，五月五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关于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讲话言犹在耳，五月二十五日，上周三的下午，李克强总理召开了一个全国十万行政干部的电视会议后，坚持了两年近半的“动态清零”政策随即土崩瓦解。这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以“治国理政”为口号的治理政治的失败。
这一周，国务院下属的医保局拒绝为国民核酸普测买单，各地方的常态化核酸政策如同釜底抽薪一般；从天津到上海，地方政府口风大变，强调复工复产，拆除街垒和隔离设施，甚至撇清封城责任，试图在五月三十一日之前如同清零一般清除所有清零痕迹。仿佛文革初期的高潮结束，中国政治又回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整期。
不过，李克强政府调整政策的背后，固然是看到了经济大萧条的来临，也看到了人心思变。对动态清零政策下不正常的生活，人民已经难以忍受，当下的中国舆情就像一个堰塞湖，尤以上海和丹东为代表。封城两月的上海，民怨之广、之深大概是1950年代初“三反”运动之后从未有过的。甚至，上海市民的绝望情绪，已经波及上海的外国人、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的信心与安全感，他们正在变身“上海难民”纷纷逃离上海，上海封城的极端模式也成为过去两个月里中国社会舆情的焦点。
在丹东，这个昔日东北最早现代化的都市（安东），不同于被严格控制、噤声的东北、华北和云南各地，居然罕见地不断流出封城下的冲突视频，有警民之间、民众之间的冲突，在在显示人民对动态清零的忍受已经达到极限。
上海的大部分区域都已经被封控了一月有余，居民小区的门口往往由防疫志愿人员持续把守。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运送食品等基本物资、居民需要出门接受核酸检测、有人突发急症时，沉重的铁门才会开启。
抗疫策略与政治路线
重要的，丹东以外的人民更关心一江之隔的朝鲜，封锁模式下突然爆发疫情却也沉着应对，与中国在鸭绿江畔和社交媒体上对朝鲜举措的严防死守形成鲜明对比。在国际社会结束疫情状态恢复正常之际，中国依靠警察和宣传两大暴力机器进行清零的政策也面临着“尽锐出战”、难以为继的窘境。在乌克兰战争的冲击下，面临经济急速滑坡，中国越来越陷入内外交困、闭关锁国的孤立陷阱，从今年二月冬奥会开幕以来，中国政治高层围绕是否继续坚持“动态清零”的争论终于公开化，两种应对疫情的政策路线差异最终上升为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
在这个背景下，过去两周北京大学生的异动自然被外界赋予了许多想象。他们是在接续三十三年前学生运动的薪火，还是一次无意识的集体行动，自然引发强烈关注。事实上，北京高层对京津大学生的抗争也是高度敏感，尤其在每年“64”纪念日到来之前，更如惊弓之鸟，担心北京大学生的不满可能引发更大规模、或者不可测的抗议运动，不仅让“动态清零”在政治上破产，而且可能波及今年秋天的二十大。因此，才有北京高校一改过去几月的校园封闭，在最近几天纷纷“清校”，力争将学生们在纪念日来临前赶出校园。
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两周北京大学生们自发的抗议和集结，像是给堰塞湖一般的舆情大坝捅了一个窟窿，一个看似坚硬牢固的管控体制和坚持清零的政策决心，在高度紧绷的“二十大安保”行动来临之际逐渐崩解，终至一发不可收拾。其对北京政权的动摇和分裂，固然在规模和烈度上无法与三十三年前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相提并论，却同样暴露了当下一个十分接近极权主义政体的阿吉里斯之踵。
观察北京几家高校的学生抗议现场，或许能够发现，京津几所高校的抗议，从北大、北师大到政法大学和天大，行动和诉求都相当温和，仅仅以聚集的方式要求扩大校园里的生活自由和返乡自由，也仅仅是在校园半封闭两年多、特别是今年初春季学期的全封闭状态下的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的抗议。北京当局几乎难以招架，所能做的不过是6月3日之前火速打发学生们离校、回乡，将所谓“不安定因素”的风险降到最低水平，也根本动摇了官僚集团对“坚持动态清零”的信心。
“新冠三届”和驯化的大多数
尽管这些北京大学生的轻微抗议，相对所有外省大学生们来说，已经算是极其勇敢地迈出了聚集抗议的一小步。那些京津之外的大学生，包括上海的，可能更能代表这一代学生的精神。他们无比的懦弱和驯服，服从于校方越来越紧、越来越近乎羞辱式、集中营式的校园管控，忍受着生活不便、与社会隔离、也与同学半隔离甚至互相监视的状态，不敢逾越半步。无他，只因为过去十数年驯化教育的成功，和威权主义家庭和学校教育制度的高压，以及就业市场（特别是公务员考试）对政治审查的要求。而且，他们将以前所未有逾千万的规模即将投入一个已经急剧萎缩、面临萧条的就业市场。
因是之故，这一代的大学生堪称“新冠三届”。与小资产阶级、底层民众、老年人等群体一道，他们沦为新冠疫情的最大受害者。相比之下，只有北京精英大学的学生们略为超脱。尤其是文科发达的北大、北师大和法大校内，在过去几个月和过去两年的半封闭中，颇有一批学生以校园为Fiesole，即1348年黑死病当中薄伽丘笔下《十日谈》的背景，在目睹和反思疫情期间种种怪现状的同时，开始了一个过去二十年少有的哲学时刻，如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定义，以思考和会谈向语言迷雾下的荒诞现实展开战斗。
其时，也是北京居民在半封城下聚集亮马河边、温榆河畔露营、聚会开始的大众哲学时刻。北京的学生们不过是在校园里，较之市民更为主动地开启了这一哲学时刻。何况，与北京、上海等地公民社会组织在过去十年被打压殆尽的情形相比，北京校园里尚保有一些微弱的社团，如几年前在介入工运方面颇为积极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小组，北师大也有传承十余年的哲学社。这些星火一般的社团和思考最终将学生们对动态清零的切身不满转变为一场原本微不足道却像捅破天的微型行动。
若与三十三年前的广场行动相比，北京大学生们的微型行动确实难以扩展，也难以被赋予更多的历史意义，但在对动态清零的全民不满的人心转向中，他们再次代表性地发出了声音。这些声音很微弱，在当局的政治安全防控机制下却被无限放大，不期然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迫使一个坚持了两年半的“清零”政策在过去一周土崩瓦解，中国人民迎来了如同“解严”一般的解放快感。这或许正是当下中国政治最为诡异也是最为脆弱的要害所在，也是对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一次微型预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