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乌战争应对方面，有一个域外国家表现得比任何同类国家更为瞩目世界。
它就是日本。
日本不仅通过其作为成员国之一的七国集团来发挥在俄乌战争应对中的作用，而且利用一切机制和渠道参与俄乌战争应对与解决进程，包括双边和多边机制。
从双边机制看，俄乌战争发生后，只要日本领导人或日本内阁要员与外国政府要人举行会谈，言必称反对俄罗斯侵乌，支持乌克兰的抵抗。
比如在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的对日访问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绝对不能允许动摇国际秩序根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4月下旬的首次亚洲行安排为访问日本。岸田文雄指出，日本和德国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定要全力避免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
从多边机制看，岸田文雄内阁全力支持西方整体对俄乌战争的回应，在七国集团5月中旬的会议上，日本克服自身是主要的能源进口国的实际困难，坚定协同伙伴国达成协议，承诺逐步减少或禁止进口俄石油，以切断克里姆林宫支持战争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并宣称“G7的团结，在此刻是最重要的”；积极支持北约目标和任务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转移，岸田文雄首相如无意外将亲自出席定于本月下旬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释放其强烈支持北约共同应对俄乌战争局势的信号。
以岸田文雄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以俄乌战争的“局外人”的身份给予其相当于利益攸关国或相关国的反应，甚至超过了部分欧洲伙伴国家的反应，就在于它要固守和宣扬一个与己切身相关的重大外交政策理念，即反对对主权国家的军事入侵，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领土边界的行为，反对动摇二战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日本当局之所以对此高度介怀并以实际行动对援乌抗俄的西方给予全面和全力支持，是因为它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存在潜在的同类事态，希望西方伙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同类事态爆发时能够获得其同心共理的同等协助和回应，说白点，在欧洲有事时日本尽力帮忙了，当日本面临同类情况时，你们也要同等回报。
岸田文雄在与朔尔茨会晤强调“一定要全力避免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时亦声称，“不仅在欧洲要避免，在印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也要避免”。
日本在对俄乌战争方面的高姿态和坚定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与其希望西方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有事”时，西方能够团结协助日本应对，另一方面更深层的考虑是积极呼应美国及北约推动该组织战略转型和目标任务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转移的努力，并加速现有的跨印度-太平洋伙伴关系体系和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体系的整合，日本要充当北约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先锋和重要基地的角色。
同时，俄乌战争为日本当局解除战败国束缚，推进国内战略议程，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自卫队军队化和国家正常化，实现其在本世纪的“崛起”，提供了重大机遇。
正是在俄乌战争三个月之际美国总统的访日行程中，岸田文雄公开提出了一项计划，就是将防务预算从目前的占GDP1%的水平尽快提升到2%，从而成为防务预算的世界第三强国。
对日本在俄乌战争应对中的表现深感满意并期待其在印度-太平洋特别是东亚-太平洋地区扮演更大角色的美国总统拜登当即表示同意，支持日本提高防务预算的计划，从中可见俄乌战争的激励以及美国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因应“长期挑战”的需要对美国政府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以“表”和“里”来描述日本当局的态度和政策的话，那么在应对俄乌战争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同类事态方面，可谓是“表”，而借“势”推进国内战略议程根本突破，实现重新崛起溯源，则是“里”，而后者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岸田文雄内阁看上去不露痕迹地借俄乌战争之“势”，达到自身的战略目的，然而实则美国方面看破不说破，就是因为此时此刻，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需要日本发挥与其“野望”相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盟友和伙伴所不能替代的角色。双方在战略目标方面高度契合，因此默许日本的重新崛起。
环顾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条约盟国只有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在美国的地区战略中的角色日益显要，但尚未而且很可能永不能成为条约盟国。澳大利亚当然是美国最感可靠的盟友，因此才会成为“AUKUS”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能力，以及地理位置、战略意愿等综合因素来说，日本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绝无仅有的战略伙伴。
俄乌战争在日本“借势”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日本近几届政府尤其是自安倍晋三内阁以来，就自觉地利用地区的各种局势来加速推进国内战略议程和日本的重新崛起。
美国当前大力推行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首个政府倡议者就是安倍晋三，在他的长期鼓吹下，最终为地区关键大国印度、澳大利亚所接受，而美国前川普政府更是将其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之一加以推动。
这一战略构想就是立足于日本的战后独特地位——受到严格约束的战败国并受到美国实质的军事保护，不具有独立国家的所有特征，因此无法单独对抗或者站在对抗前线，必须着力“拉大旗作虎皮”，劝说地区利益攸关国——所谓的民主安全菱形国家来共同构建一个全新的战略，使其携手合作，应对地区新的“挑战”。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能够成为当今最热的战略之一，就在于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该战略所迫切需要的变化，包括大国崛起及朝鲜半岛的核导危机，它们是安倍晋三内阁以来的日本政府在俄乌战争之前借助的主要的“势”——帮助日本实现了其夙愿，到安倍晋三执政晚期，国内有关修宪和自卫队军队化的呼声已经空前高涨。
日本对俄乌战争带来的机会的嗅觉确实非同一般，岸田文雄内阁正在借助它促成此前历届日本政府在国内议程和重新崛起方面的战略部署加快实现，其中吸引北约战略东移和跨大西洋盟友体系与跨印度-太平洋伙伴体系的整合是重要步骤。
俄乌战争的重要效果还包括，它促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认识到像普京这样试图强行改变邻国领土边界现状，改变世界秩序，不仅是过去那样一个“理论假设”，而且变成了现实，从而加强了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使其更加关注和关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动向，进而为日本当局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地改变战后地位、加速国内议程、加快重新崛起的契机。
相比较乌克兰局势而言，美国将印度-太平洋地区视为自身核心战略利益，视为战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根本挑战”，视为自身安危、利益所系，因此正在动员整个国家力量进行战略筹划和部署，切实将战略重心从传统的欧洲转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超级大国对地区的战略重视，反过来成为日本提升自身重要性和角色地位，进而实现重新崛起的关键外部驱动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势”，是日本当局竭力要借的“势”。
从短期来看，东北亚的安全局势似乎很危险，但本世纪印度-太平洋地区更具长远性的地缘战略格局的转变，可能是日本既小心又大胆的重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