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当局对公众悼念六四活动的应对表现，显得异常惊慌并且不择手段，除了违常理、逆民意、反人权，即使从独裁统治的角度看，也未免失算。
当局再次全面禁止市民在维园悼念六四屠城惨剧，据说是由于掌握情报，指有人煽动市民六四当天在维园一带非法集结，并打算趁集会期间杀害警务人员。
不错，有证有据的话，警方大可制止“非法集结”，以免扰乱社会安宁，无人可以阻挡，但不等于可作出不合理的集会限制，更无权阻碍市民参与和平集会。换言之，为保障警员安全和公众秩序，警方可以限制每个时段的入场人数，搜查集会者所携物件，限制场内某些活动，甚至依程序拘捕可疑人物。但总不能不交代证据（如详细案情及被捕人士是否被控），便采取激进行动，禁止巿民进入维园球场，以至在附近地带截查“可疑”人物，不让任何人到维园悼念六四，甚至单身成行也不准许。
可见，警方的大规模行动源于“非法集结”的传闻，目标看来是防止罪行，但如果结果就是目标，那么最后没有人可到球场内悼念六四，才是真正的目的。但警方何来此权力？根据“公安条例”（香港法律第245章），不超过五十人的公众集会（第七条），以至不超过三十人的公众游行（第十三条），无须知会警务处长。因此集会或游行只要分批进行，人数在限定以下，警方根本无权过问。
当然，警方仍可声称按“公安条例”其他条文行事，但细看之下，并无执法的依据。一是取缔“非法集结”（第18条），但“非法集结”必须有起码三人聚集，并以威吓或侮辱或挑拨行为使人害怕会有人破坏社会安宁，但六四悼念活动从来都是和平集会，与“非法集结”无关。二是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下令，禁止在指定地方举行“公众聚集”（第17E条），目的是“防止严重扰乱公安”，而“公众聚集”的人数起码有十人，但警方当天并非按此例行事，因为既无有力证据显示有何“严重扰乱公安”之事，又需要封场才能防止其发生。
第三个可能是追究“未经批准集结”，是指参与未知会警方或已遭警方禁止的集会，但当天只见个别人到场悼念，远远未达五十人的非法集会门槛，他们甚至连鞠躬致意也被即时制止并驱离现场，没人可入内悼念。换言之，到场者抵达维园时，场内（除了警员）任何时候都是空空荡荡，集会从来未出现，即使把被当场截查的当作会众，也是合法的（没有一刻超过50人），警方最后可以做的，是拿出一个无人主办无人知会警方也无人参加的集会，再加以反对和取缔，以防止“未经批准集结”之名，禁止市民自发的悼念活动。
说到底，当局根本找不到堂皇的理由，以阻止六四维园烛光晚会。1990年以来，六四烛光晚会举办三十次，秩序井然，早已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和身份，并且表达大家对民运死难者的哀悼，对杀害无辜者的愤慨，更寄望汲取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三十年来，六四晚会一直得到警方支持，是和平集会的典范，官方有正当理由的话，早已一锤定音。特别是支联会也解散了，“结束一党专政”的主张，官方再不能拿来做文章，因此比起过去，更没有理由反对六四烛光晚会。
今次以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为由禁止悼念，法情理都嫌牵强，显出当局权力强大却苦无服众的论述能力之余，更直接挑拨市民的反抗情绪。过往每年出席烛光晚会者以十万计，加上过去两三年来民间的不满没有好好舒缓，当局以鐡腕政策压平六四集会，随时变成抗争运动的新起点。
无疑，市民不会硬碰政府的武力，也不会擅闯法网，但经过反修例运动的洗礼，市民不平则鸣的话，相信也懂得发挥群众智慧，化整为零、如水抗争，只须每人一小步，也可以合法手段抗衡政府的挑战。其实抗争方法不用多说，今年六四不少香港人已充分展示创意，最重要是政府每年继续全力以赴严禁市民在维园六四集会，这不仅仅如同大声疾呼，叫大家毋忘六四，更具体提示市民该在何时何地以何形式进行合法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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