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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王朝四大皆失,习下李上无补于事

中共国面临内外交困,出于对习近平的憎恶,有人提出“习下李上”的主张。单纯从情感上看,这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中共今日危重的处境,不必说李克强,就是神仙也难救了。

要救中共,唯有实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窗口期早已一去不返。胡赵朝若趁八九民运,实行有序的政治改革,内外环境是最有利,可惜邓小平一手毁了中国人的希望。到江朱朝,只忙着救经济,不敢奢言政治改革;胡温朝经济形势大好,可惜领导人又缺乏大变革的魄力;到习近平,出于红二代的偏执,只剩倒行逆施了。

习下李上,李能挽狂澜于既倒吗?李克强本不是有雄才伟略的人,就算他有扭转乾坤之神力,可惜客观形势早已不堪。一旦李上,社会解封,自由放宽,未及实施人权法治、民主改革,社会已先失控,因为今日中国,自官场至民间,早已成一盘散沙,一冲即散。

中共今日的难题,不是有个别灾难临头,而是全面性根本性深刻的危机积重难返。中共中央最高层,路线之分裂已根深蒂固,习李失和,各行其是,最后的交手将在二十大上进行。现在看来,习可能下,但不会全下,李有机会上,但又未必全上,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将持续下去,问题没有机会解决。

即使习全下,李全上,或换一个新人,也没有重振乾坤的气魄。李做总理两届,都是小修小补,规行矩步,压力一来就退却,从未有过一项震聋发瞆的举措,即使赋他全权,也没有能力化解危机。这是第一失,叫做“高层失和”。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分权,以GDP衡量政绩,论功行赏。地方官员干劲冲天,以县市为单位的竞争,推动经济开发,激化民间活力,造就经济全面开足马力的好局面。

今日中央与地方矛盾日深,中央囊中没钱,只有向地方搜刮,地方要应付中央,又要维持基层运作,又唯有向百姓搜刮。一层层互害,失去上下互相扶持的关系。中央的病毒清零与挽救经济两条路线之争,令中下层官员无所适从,动辄得咎,中下层唯有虚与委蛇,躺平做人,如此便是第二失,叫做“上下失利”。

社会千疮百孔之下,民生凋蔽,官方以暴力加谎言治国,失去道德护持的正当性,马列毛价值观不值一哂,个人崇拜之旧调不得人心,回归文革激化社会矛盾,但中共从不与民共商,解决社会难题,反倒变本加厉动用暴力,长此以往,造成民众与官方互不信任。

官员为保官位,无所不用其极,践踏人民意志,掩盖社会真相,不择手段残害百姓,到最后,官方说话无人相信,民间说话官方不听,这便是第三失,叫做“官民失信”。

从中央到地方,均处于一种矛盾交叉白热化的恶劣环境,官方手中没钱,盘剥百姓不遗余力,失业大军汹涌而至,民众生活面临绝境,看不到问题解决的机会,更看不到未来发展方向,民众各自求生,法纪松弛,灾难频生。

官方胡作非为,上梁不正下梁歪,民间的黑恶势力遍地滋生,权钱交易成常态,黑白两道共生,百姓为生存,唯有结伙自保,与官方对抗,这便是第四失,叫做“社会失序”。

基于以上“四失”,便造成政治上的失德,经济上的失速,外交上的失联,社会上的失控,前“四失”是因,后“四失”是果,前四失无解,后四失更日渐深重。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李克强即使上台了,又会有什么作为?一个国家有局部困难,若大局稳定,国家不会大乱;反之,一个国家大局危颠,局部修补无济于事,这是李克强即使上台,也不能救中共的根本原因。

中共自建党后,以邪恶本性争天下,建政以后邪恶本性更空前扩张,七十余年残民以逞,不但断了中国人身心解放的机会,更以杀害无辜民众为得计。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千古铁律,一朝兑现。

中国人受够了中共的虚伪与残暴,受够了欺骗与践踏,事到如今,经济压力如山,政治前景无望,朝不保夕、寸步难行之恶劣处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到了最后了结的临界点。中共垮台是指日可待的事,习近平救不了,李克强也救不了,神仙都救不了。

一旦中共国天下大乱,香港也必然在大乱的漩涡中,香港人对此要有充份的思想准备。天下大乱后,香港人重新集结,打造新香港,那时“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趁势而兴,“待重头收拾旧河山”,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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