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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变坏,是从当年斗地主分浮财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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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地主”是一个被宣传品妖魔化的词,以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为代表,地主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是,在这个资讯相对开放的时代,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只是精心包装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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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江湖,由他去世带来的众多话题仍在荡漾。其中之一是,金庸小说中的男主角之所以大都没有爹,比如令狐冲、胡斐是孤儿;郭靖、杨过是遗腹子;张无忌幼年眼看父母双双自尽……有人分析,这与金庸自身的惨痛经历有关,他的父亲当年作为地主被新生政权镇压。

金庸父亲查枢卿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1951年,一场“镇反运动”席卷全国,查枢卿被列入到需要“镇压”的名单当中。一开始,有关人员召开了“斗地主”大会,让村里人控诉查枢卿的罪行,但在村民们眼里,查枢卿积德行善,赈灾办学,资助穷困孤寡,所以没有一人愿意站出来控诉他。

最后在多方宣导下,邻村的一个人站出来揭发,说他家里藏有一支手枪。接下来又有人揭发,有一天看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读,“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动是什么?”就这样,查枢卿很快以多种罪名被立即执行枪决。

近日又读到与另一位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有关的文章。1950年,刚从岭南大学毕业的梁羽生,那时候还叫陈文统,他因为收到家信,说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让他速回。回到广西境内,他的一位同学拦住了正在赶路的他,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运动,你回去不单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闻讯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

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是一个保留着士大夫情怀的乡绅,抗战期间,曾组织乡团,保护过一批逃难前来的文化名人。但就在梁羽生逃亡后不久,他即被杀害--如果梁羽生没遇上他那位好心的同学,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白发魔女传》之类的作品了。

两位人们最为熟悉的武侠小说宗师均有着生父被“镇压”的遭遇,令人感慨系之。查枢卿和陈信玉各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使其沉冤昭雪,故事广为人知。但是,谁知道,在那样一场摧枯拉朽、天崩地裂的大变革中,有多少类似的绝望与苦痛、荒诞与惨烈,被永远藏在时间的帷幕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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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表明,1950年前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富农达200多万。在这之后,是更多或者说所有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被打入另册,阶级成分,类似于我国元朝或者印度实行过的种姓制度,让他们从此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在我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文明逆淘汰。有人说,乡村秩序的第一次恶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但其破坏性烈度无法与土改相比,土改是几千年国人伦理价值的一次大坍塌,直到今天,价值秩序的混乱与社会人心的溃败,都可以上溯到那里去寻找根由。

长期以来,“地主”是一个被宣传品妖魔化的词,以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为代表,地主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是,在这个资讯相对开放的时代,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只是精心包装的谎言。

以刘文彩为例,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从现今已经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出自权威的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

事实上,恰恰相反,当年被镇压、被批斗的地主中,虽然也确有极少数恶贯满盈者,但绝大多数是乐善好施的良善之辈,举凡救济鳏寡孤独、救灾赈灾、修桥补路、调解纠纷等、往往由他们带头发起,他们是乡村的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是乡村秩序、传统价值的维护者。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如下几种来源。一是继承祖业,二是做官或经商发财后回乡买田置业,三是勤俭持家,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用全部积蓄购置田产,我们老家称之为“兴家地主”,在数量上占据了“地主”的大多数。

这些“兴家地主”尤其悲苦。我的外婆即是一例。她幼年因家贫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婆家待她非常苛刻,不到十岁,对今天的孩子来说还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她便要完成推磨、上山打猪草等繁重任务才给饭吃。一年多后男方意外得病去世,她经人介绍给我外公,才算脱离苦海。两人起早贪黑,勤扒苦做,渐渐砌了屋,并买了点田。不料很快迎来了“土改”,由于当地大都是贫苦人家,工作队为了完成上面定的“指标”,将我外婆划为地主,房屋田产统统被没收--当然,相比一些地方将地主全家斩草除根的做法,也许应该感谢工作队的“不杀之恩”才对,至少,我的外公要等到1958年才因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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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土改”的一种荒诞是,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叶匡政兄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

作家余华也曾回忆,他的爷爷曾有祖传的数百亩良田,由于好吃懒做,靠出卖祖田过日子,刚好在土改前那一年把田全卖光了,结果,那些勤快节俭、攒钱买了余华爷爷祖田的庄户人成了地主。余华为此永远感谢自己好吃懒做的爷爷。

这种现象应当较为普遍,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他村里两个人出去做生意,一个成功了,回家买地被划为地主批斗;一个赔光了,作为贫农代表斗地主分了土地。在我的家乡,也有这种勤俭持家致祸、吃喝嫖赌得福的例证--这种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景象,会对稳固之人心、对社会赖以运行的价值体系形成怎样的冲击?

如今,以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的眼光来看,当年地主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然而,这样的“天经地义”却通过国家的名义予以砸碎,道德的崩溃,形成了一场山呼海啸的泥石流,其震荡波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说,世道变坏,是从当年斗地主分浮财开始的。或者反过来,让世道变好,让民众对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有信心,也得从学会正视那一段历史开始。这是一颗最大的“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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