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国家防疫机器如何崛起＊阿波罗新闻网

亚伦‧凯里亚蒂博士：“公共卫生、监控技术和警察权力的结合导致生物医学安全国家机器的崛起。

这种把公共卫生与数字监视和控制技术、以及国家的警察权力相结合的做法，会侵犯我们的隐私，侵犯我们的身体自主权，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我将采访精神病学家和医学伦理学家亚伦‧凯里亚蒂博士（Dr. Aaron Kheriaty），他是“联合项目”（The Unity Project）的医学伦理主任、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员。在因为拒绝接种疫苗而被解雇之前，他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也是该校健康中心医学伦理项目主任。

凯里亚蒂表示：“（在大流行期间）建立的这种生物医学安全国家机器将继续存在，并将被重新部署，用于其它目的。”

亚伦‧凯里亚蒂博士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亚伦‧凯里亚蒂博士，欢迎你再次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凯里亚蒂：我很高兴来到这儿，杨，我一直期待着我们的交谈。

开始取消对COVID的限制部署过时疫苗？

杨杰凯：我有同感。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全国各地，在地方、州甚至联邦一级都在取消对COVID的限制，但这绝不是一个统一的反应。你一直以违背科学和不道德为理由反对这些强制规定以及其它一些限制措施。“我们是否会恢复正常？”我想这是现在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凯里亚蒂：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了，不管是否接种过疫苗。那么，我认为，很多行政部门正在认识到，这些持续实施的严格措施，无论是居家隔离，还是疫苗强制或疫苗护照，都没有真正达到其目的，也不再有效果，如果它们曾经有用的话，因此正在被弃用。

但是你说的也是对的，我们在过去一两个月看到的这种趋势和转变，在不同的行政部门和不同的机构中肯定是不一致的。

而我自己以前的雇主——加州大学，当许多其它行政机构今年年初放弃有关疫苗的规定时，却在变本加厉，要求所有员工打加强针。不止他们，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不仅要求最初的两剂mRNA疫苗或一剂DNA疫苗，他们现在还要求第三剂加强剂，尽管所有证据表明加强剂的效力甚至比最初的那些针剂持续的时间短。

其实，我们正在部署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时的疫苗，对吧？它原本是针对最初的武汉病毒毒株上的刺突蛋白设计的，而这种病毒株已不再流行。如果你查看一下像辉瑞和莫德纳这样的mRNA疫苗对奥密克戎（Omicron）的疗效数据，估计两剂量疫苗方案对奥密克戎的疗效在零到15%或20%之间。

如果打第三个加强针，会把疗效提高到大约37%，那也是非常短期的，同样只能持续大约8周，而37%的峰值疗效远远低于获得药监局批准所需的50%的门槛。因此，如果我们测试目前可用的疫苗对目前实际流行的病毒变体的疗效，它们将不会获得美国药监局的批准，它们甚至不会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下一个波疫情或到来再执行严厉措施？

因此，许多地方和机构正在放弃一些较严厉的新冠病毒政策，但是许多地方和机构没有这样做，空气中弥漫着下一个波疫情即将到来的嗡嗡声。

看来，似乎总有这样的冲动，要重新采取同样的三四种已失败了的措施，而不是转换方向并将我们的资源用于更有针对性的保护。你已经和我的同事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谈过（这个话题了），就是要重点保护那些脆弱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大多是老年人。到目前为止，年龄是造成新冠病毒不良后果的最强风险因素。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保护他们？我们该如何更有效地治疗，比如，当人们生病时，使他们不被送进医院？我们其他人要认识到，新冠病毒正在成为地方性流行病，我们将看到一个季节性复发的模式，染上新冠病毒后获得的自然免疫力将是我们摆脱大流行病的主要途径，并迈向接受我们与这种病毒共存、不再需要害怕它的状态。

从而，一旦你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现在知道了，你就有了一个广谱的由感染导致的自然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在时长性和对抗新的变体上相当有效。幸运的是，我们看到，自然免疫力更加持久，比疫苗的效果更好。

我们会回头去采用那些不起作用的老方法吗？我担心某些经济甚至政治势力会出于公共卫生以外的原因或动机去拥护这些措施，公共卫生与数字技术联手，允许跟踪、监视，收集大量的数据，包括一些公民相当私密的数据，公共卫生与这些数字技术联手，与国家的警察机构联手，正在执行严厉的措施，比如实行封锁、疫苗强制、疫苗护照系统等。

生物医学安全国家机器将被重新部署

我认为，这种在大流行期间建立的生物医学安全国家机器将继续存在，并将被重新部署，用于其它目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你明白这一点，那就是疫苗护照的理念。如果你在2018年和2019年对人们说，“你需要在手机上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然后，在外出的时候接受这种新的医疗干预措施，它基本上是最近发明、最近测试、最近推出的。

你必须证明，你必须向我展示你的二维码，验证你已经做了你被告知要执行的事情，然后才能上飞机，上火车，在餐馆吃饭，聚集在公共场所参加公共活动”，我想，大多数美国人、不论什么政治派别，都会说，“没门！”

这个疫苗护照系统授权给许多不同的机构进行前所未有的监视、监测和控制，而不仅限于政府。许多人被赋予了对原本私密和受保护的健康信息的访问权。即，你在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展示你所做的某项医疗决定的证明，也许是在被强迫或被胁迫的情况下，这样你才可以去探望垂死的祖父母，或做其它什么事情。这样的措施将会被用于其它目的，对吧？

将会有另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有一些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在过去一年中，被重新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5到10年前，气候变化问题被定义为环境问题，而现在它被重新定性为公共卫生问题。我认为，同样的基础构架可能会被部署，以再次试图控制人口的流动。

就在一两个星期前，英国的管理当局建议人们，我记得是每周在家工作三天，以应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造成的石油和天然气危机。许多人都谈到了封锁期间的空气有多么干净，并提出了滚动封锁或定期封锁的建议，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

强调一下，无论你认为这些主意是好是坏，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把公共卫生与用于监视和控制的数字技术，以及与国家的警察权力，相结合，会侵犯我们的隐私和身体自主权，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我是说，在过去，控制力最强的极权主义政权想都不敢去想，能拥有这些工具。

加州有法案将允许政府查医生记录让医生噤声

杨杰凯：嗯，在加州，我们正在线下讨论一整套新的立法，这些立法看来完全符合你所说的那种事情，比如实际上正在提出的立法。我仍然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通过，不过可以简单概括成，在加州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对。

凯里亚蒂：如果你查看一下加州立法机构提出的这10项法案，就能非常清晰地描绘出这个过程的下一阶段或下一步将是什么样子。其中包括一些法案，例如把（要获得家长）同意才能接种疫苗的年龄降低到12岁，这样，在医疗干预方面就无需孩子家长同意，家长们甚至可能不会被告知他们的孩子接种了疫苗。这是对医疗隐私的侵犯。

有一项法案将允许政府和由政府任命的医疗委员会，基本上就是，可以搜查医生的办公室和医生的记录，并且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查阅患者的医疗记录。也有一些法案涉及到试图控制医生的言论自由，并且迫使所有医生闭嘴，不得挑战政府的公共卫生叙述或政府的公共卫生建议。

否则，他们将被贴上“提供错误信息”的标签，并且受到医学委员会的纪律处分。这对医生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甚至比丢掉工作更严重。如果我失去了在某家医院的工作，我可以去另一家医院找工作，或开始私人执业。但是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医疗执照，这意味着我根本不能行医了，就像被取消了律师资格一样。

杨杰凯：嗯，这似乎是荒谬的，鉴于这些大型结构如此行事非常离谱，人们会觉得，应该给医生更多的空间，来努力理解科学的现实情况和文献，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尝试想出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试图对失败政策回顾分析却受审查和压制

凯里亚蒂：正是如此。其实，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这就是科学能够进步、取得进展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即通过自由、公开的信息和数据交流，通过对数据的结果或整体数据显示的内容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和辩论。真正的医生不承认所谓的“科学”（The Science）——T和S都是大写的，仿佛科学信息是铁板一块，无需争议或辩论。科学的进步，是需要通过猜想和反驳，通过提出假设，通过做实验，通过工作，来尝试验证或否定这个假设，经由做实验、收集更多的信息、尝试分析数据，。

所以，对待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复杂的事物，它影响人类的方式与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以为，动态地、实时地，某些人可以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作出最后的决定，坦率地说，这种想法是可笑的。

许多人曾自称可以对大流行病或者与大流行病有关的科学一锤定音，但是在两、三、四个月后却否定了他们先前的说法。

而那些试图提出问题，试图对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是失败的政策，进行回顾性分析的人，仍然受到诋毁，仍然被边缘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审查和压制。这不是一个良好的氛围，对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进步和发展来说。

杨杰凯：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常态？为什么这将是一种可接受的操作方式？

凯里亚蒂：我认为这与从一开始就决定和预先确定的公共卫生方法有关。这涉及到，不是试图教育公众，而采取这样的方法，声称有某种行为结果，那是想诱导公众实现的：待在家里保命，在每条胳膊上都打一针防疫针，每人每天都要洗六次手，戴上口罩……反正都是那个预先确定的行为结果。我们要做的是，悄悄搁置、或驳回，甚至大力压制那些可能破坏该行为结果的信息。

CDC一直故意隐瞒大量数据民众被操控了

最近，就连《纽约时报》在几周前也报导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一直故意隐瞒其大量数据，而不是像疫情早期发布那些关于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的数据，以及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的数据，数据以年龄分层，便于我们看到不同年龄组的数据。

至于他们为什么基本上在压制数据，或者不对数据进行透明处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发言人给《纽约时报》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向美国公众公开这些数据，我们担心会增加人们对疫苗的犹豫。”

在一些疫苗接种率高的地区，如以色列、英国部分地区、加拿大安大略省，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看到出现了疫苗负效应，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较高的新冠病毒感染率。疾控中心有没有数据显示开始出现类似趋势？我不知道。他们不让我们看到。他们唯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想让你看到这些信息，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你对疫苗的看法。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问题之一，也是我认为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对象之一，就是疾控中心这样的机构。他们实际上有两个职能。一是收集所有50个州的数据，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并向公众发布。虽然，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他们正在收集数据，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公布很多数据。

另一方面，基于这些数据，他们还有提出建议的职能，特别是提出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接种疫苗等建议，我认为这已经使疾控中心内部卷入了利益冲突。

因此，我们几乎被操控了，被安排了，因为公共卫生机构已经成了某个特定政治利益集团或特定政治议程的宣传部门。

杨杰凯：或者说，甚至是某一种特有的健康愿景，一个特定的愿景，对吧？

凯里亚蒂：说得对。

杨杰凯：这种愿景要受到某种审查。

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要公开临床试验数据

凯里亚蒂：现在，我也一直在与药监局交涉，要求信息透明。几个月前，我和我的律师亚伦‧叙利亚（Aaron Syria）一起，协调组织了一个科学家和医生团体，我们自称为“公共卫生及医学专业人员促进信息透明化”，这有点拗口，不过，我们是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要求药监局提供辉瑞公司提交的数据——辉瑞已提交给药监局以获得Comirnaty疫苗批准的临床试验数据。

在该疫苗被批准之日，根据联邦法律，药监局必须向公众发布该信息，但他们至今没有公布临床试验数据信息，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请求。药监局回复说，“我们每个月会提供给你们500页，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员工去复印”，之类的理由。你计算一下，我们需要75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的数据，他们只用了108天就审批完了。

那个法官，（我们）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不错的法官，说：“不，我不这么认为，你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把这些数据拿出来。”

辉瑞公司随后介入此案，并表示，“我们希望获得许可，在临床试验数据公布之前对其进行编辑。”这并不奇怪，这家公司为了维护经济利益会试图以这种方式进行干预。令人震惊和惊讶的是，代理药监局的司法部律师同意辉瑞公司的意见，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求，允许辉瑞公司在向公众公布其临床试验数据之前对其进行编辑。

同样，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我们开始看到辉瑞公司的一些试验数据公布出来。我们的组织正在将这些数据发布到网上，供独立研究人员评估、检查和评价。我们知道，一家公司将根据其自身利益行事，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美国人的健康利益。没关系。如果我们有值得信赖的公共卫生机构将美国人的需求放在首位，并确保在向公众发布新的医药产品之前进行严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我们就可以对付大型制药公司。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很不幸，似乎很多公共卫生机构已经被制药业本身所俘获。因此，这些公共卫生机构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是在执行他们应该监管的行业发出的命令，而这种设置非常危险。

杨杰凯：所以你提到，你认为人们需要发挥某种作用，以某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关切或参与，你有什么建议？我想我们有很多观众会对你的回答感兴趣。

上世纪优生运动德国纳粹毒死的第一批是智障病人

凯里亚蒂：是的，我认为研究德国医学界的经历将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开始。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医学界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得德国医学界、德国公共卫生更容易与纳粹混乱的社会计划沆瀣一气。

那么，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优生运动。这是从美国和英国引进的，但是他们更进了一步。他们的方向不仅仅是非自愿绝育，而且是彻底的非自愿安乐死。1922年，一位名叫奥什（Alfred Hoche）的精神病学家和一位名叫宾登（Karl Binding）的律师出版了一本书(注：《对不值得存活生命毁灭的认可》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谈到消灭。书中的德语单词是Lebensunwertes Leben，即“不值得存活的生命”，他们主张残疾人应该允许被国家实施安乐死，无论是否经过他们的同意或监护人的同意。

德国医学界对此表示拥护，他们为什么拥护？嗯，因为传统的希波克拉底伦理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以往德国医生会说，“我的责任是对我面前的病人负责，这个脆弱的人因为疾病需要我的帮助，我需要尽一切努力来治愈他们，并尽力减少对他们的伤害。”这就是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医学。

从1920年代开始，医生们开始相信，他们的责任不是对生病的个体患者，而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负责。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比喻：德国人民，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这种社会健康成为医学的目标。

因此，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有了一个“癌症（肿瘤）”，那么，医生会对癌症做什么？他会把它切掉，以使整体变得更好。那么，社会中的某些人，某些个人开始被定性为政治体上的癌症，或被视为对整个社会或经济或健康资源的消耗。

这是一个微妙的转变，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发生了。

因此，在纳粹德国，第一批被毒气毒死的人并不是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民族，而是德国精神病院里的智障病人。根据T4安乐死计划，第一批毒气室就设在那里。

那么，落后、野蛮的德国医学界发生了什么？20世纪初的德国医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德国的医学院和医疗机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此，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是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者。

是什么让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开始偏离轨道，其它社会是否也有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诱惑？如果你想了解这种做法的最终后果，可以研究一下20世纪初德国发生的事情。

应该结束紧急状态夺回知情同意权和拒绝权

杨杰凯：坦率地说，我在听的时候，感到很难面对你所描述的情形。至于人们现在可以做的具体事情，人们希望看到紧急状态结束，希望基本上回归正常的状态，那该怎么做呢？

凯里亚蒂：我认为，接下来的步骤，人们需要要求我们的政府结束紧急状态。我认为我们在州一级也需要这样做。

人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求并夺回，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求并夺回他们的知情同意权和知情拒绝权。

加州等其它州的人们正面临着我们所谈到的将推进这种生物医学监控安全议程的立法，他们可以通过参与草根行动来开始反击。我建议人们访问“联合项目”的网站，我在那里担任他们的首席伦理顾问，他们会在那里找到各种有用的资源，帮助加州等其它州反对这种立法，并且帮助他们的社交圈提高对这种立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