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近日表明有意推行类似大陆健康码的制度，以限制新冠肺炎确诊者及返港人士的活动范围，并声明愈快实施愈好。此举政治正确无可置疑，但却代表防疫政策的倒退，不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勉强执行的话，恐怕只会挑起社会矛盾。
卢宠茂透露，“安心出行”应用程序将改为实名登记，并引入“红、黄码”，红码用来标签确诊者，黄码则针对海外返港者，通过公共场所的辨识系统，示意禁止他们入内，从而堵截病毒的传播。在他看来，这叫精准防疫，因为“红、黄码”可以为这两类别人士划定不同的活动范围，分毫不差，其他人士则可凭“绿码”而通行无阻。
卢局长看来忘记了应付第五波疫情的策略重点，在于提高长者的疫苗注射率，确诊者按病情分流处理，加上社交距离措施，避免医疗系统负荷超重而崩溃。大致上，是类似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方法，务求在控制疫情、个人自由和经济活动之间取得平衡。如今疫情再度升温，是时候检讨一下，再调整不同措施的轻重，而不是为了“变幻原是永恒”，政策便变幻起来了。
例如，长者的疫苗注射率半年来确是提高了，但现时六十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两针的比率不及八成（79.8%），特别是八十岁以上的比率不到六成半（64.19%），而院舍长者接种两针疫苗者，五月中时仅仅超过5成半（56%）（打三针者更低至14%），因此政府若要精准抗疫，首先必须提出改善办法，加速提升长者的接种率。再如家庭聚会是公认最难制止的病毒传染途径，政府必须面对问题提出善法，降低传播风险，如建议聚会前先作快速检疫测试丶带口罩等等。
卢局长确实天生异禀，一眼就看中确诊人士及海外返港者，就是疫情升温的罪魁祸首。他不掌握有多少确诊者违反隔离令，也没有调查研究染疫者的来由是否与违例者有关，便认定确诊者进入公共场所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因此需要从严处理。同样莫名其妙的是，受限制人士不得进入公共场所，但就不等于能够制止他们的私人聚会，更何况“黄码”人士仍然可以上班，并且乘搭公共交通。
政府既然认定“红、黄码”人士是问题根本，其实可以用更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来对付。例如恢复营运超过一万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在国家支援下，更可增至五万张，足以容纳他们隔离七天，保安设施可以滴水不漏，何须七百四十万人冒着个人资料被窃的风险，以实名登记“安心出行”？还记得五年前，选举事务处曾经遗失三百万名登记选民的个人资料，至今仍未破案，试问当一个政府连缉拿资料窃匪归案也无能为力，市民又如何安心登记个人资料呢？
不错，香港若与大陆及澳门看齐，全民用“红黄绿”健康码，或有助与大陆通关，但正如上述，健康码不是万应灵丹，需要政策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堵截疫症的快速传播。再者，中港两地能否通关，关键在于过关前后的检测证明。当局应该首先想方设法，将病毒检测提速提效提量，并且降低费用，再与大陆当局据理力争，尽量简化过关的手续。
奇怪的是，卢宠茂不实事求是解决抗疫及通关问题，也只算是失职而已，但总不能毫无实据，以散播仇恨的言词，针对确诊人士及海外返港者，暗指他们要为疫情升温负责，更明言确诊者这些少数人的行动自由，会危害其他多数人的健康，因此必须运用“红、黄码”加以识别，再飨以闭门羹。
挑拨确诊者与其他人的对立，或有助政府争取某些市民支持健康码，但对于收服疫情根本不能对症下药，反而刺激起反对政府的情绪以至行动。今时今日，市民或再不能走上街头，但难保他们不会消极抵制健康码，怀疑确诊也不做检测，或者不呈报快速检测的结果，令政府无法掌握疫情实况，而健康码更成为官民对抗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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