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微信见康正果贴出这个女孩的噩耗，并赋诗《悼女记者》以寄其恻隐：
恶浪狂风啸粉红，
人渣泛滥搅舆情。
可怜求实传媒女，没顶狺狺党犬声。
我则评论道：“现在的女孩挺刚烈，勇敢却怕恶俗大众。”
实际上，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了，所以当他们陷入“大众暴力”，无论是肢体的还是“语言暴力”，都辨认不了这是“文革回来了”，而且大众暴力至今还是中共得心应手的武器，施加于知识分子以及后文革的世代们，尤其管用。芙蓉镇里那句“运动了”也变得陌生，对中国不是件好事。】
在近现代世界里，足以同德国纳粹集中营比肩的大毁灭行为，中国大陆的“文革”是极罕见的几桩之一，可是中国人至今对它没有反省和忏悔。其缘故当然首先是中共讳莫如深，但全民族反省的障碍，也深藏在几亿参与者的心底，因为这是人类史上难得如此彻底的一场“多数人的暴政”。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有多少是手也干净心里也干净、没污辱也没曲解过自己的亲人或他人的，真是天知道。大家都有些让那个枭雄毛泽东担去全部责任便心安理得的味道。
不错，若没老毛，“文革”发生的几率大概是百分之一，即使发生也不至于人伦灭绝如此。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搞“多数人的暴政”的大师，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假如中国人不清算这一套，真是白受了一场浩劫。
全民发疯、人人成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个尚有起码常识和秩序的社会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诀窍，其实很简单：他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前几天我们几个人的一次漫谈涉及到这个话题，“文革”中入狱近十年的作家张郎郎先生，对此归纳了一个绝妙的观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获得某种心理安全。
“文革”是以极野蛮原始的“血统”恐怖开张，被整肃的对象最初只是所谓“地富反坏右”，施暴行为从北京城的中学开始，高干子弟的恐怖组织“联动”到处横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风靡全国，它使社会以先天出身为标准自动分裂为“施暴者”与“受虐者”，但两者并非自觉“理所应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个女中学生，名叫宋彬彬（中共现存“八大老”宋任穷的女儿），接受了她的一个“红卫兵”袖章以后，毛说道﹕怎么"彬彬有礼"呢？叫"宋要武"嘛！宋彬彬所在的是一所很著名的女子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卞仲云就是被一群十五六岁的“丫头们”活活打死的。毛泽东的"要武"口令，就是最先挑唆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的中学生，给他们以施暴的“安全感”。如今去分析会很奇怪，毛搞“文革”不是要整当权派吗，怎么先给了“当权派的儿女们”以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所谓“安全暴力”的第一次出场，“施暴者”与“受虐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游戏规则﹕施暴者要心安理得、肆无忌惮。
接下来马上就轮到当权派去作“受虐者”了。毛想打倒刘少奇的动议，在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央政治局里，绝对是少数，他必须借助一个"多数"；而要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拉下马，又必须让整个官僚集团（对共产党而言就是整个“党”）"陪绑"不可，这就需要借助一个更巨大的"多数"。据说，刘少奇在人大会堂与毛最后一次见面时，就曾说﹕我解甲归田，请不要再整各级干部，毛笑笑不作答复。他很知道打倒一个国家主席不搞"多数的暴政"是荒唐的，毛泽东这么一个光棍型的独夫，自己心理上其实也需要施暴的“安全感”。这一回他把“安全暴力”给了全民，好象你对这个制度不满这次都可以发泄，“文革”具有的反共产党体制的微妙色彩，即来自这里。我至今觉得，这个体制的很多受害者当时都误读了毛泽东的话，以为真的可以“造反有理”，其悲剧性一如五七年的右派被毛“引蛇出洞”。所谓“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分野，虽然有对体制“亲和”或“反叛”的因素，但更本质的是大家都获得“安全暴力”，演成全国性武斗，其结果恰是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在这个混乱期，“施暴者”与“受虐者”的界限不存在了。“多数人的暴政”会产生“轮流上断头台”的效应，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景观，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却是全民都沦为“受虐者”，“施暴者”只剩一个毛泽东。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局面。
毛泽东收拾这个局面的办法，是他第三次重新界定“施暴者”与“受虐者”的身份，1968年开始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一切与1949年以前政治和社会有关的人，统统列入另册“待审查”。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最恐怖的一次，“受虐者”成为悬在当时四十岁以上者及其家属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预设恐怖的范围几乎覆盖所有人，以至“施暴者”第二天就可能成为“受虐者”，施暴者是在恐惧中施暴，“安全暴力”彻底变成每一个人拼命对他者施暴只单纯到为了自我保护。人与狼的界限没有了。
达到此境，连那个最后的施暴者毛泽东也没有事实上的安全了。荒诞的正好是，他最大的帮凶林彪，此刻正处于当初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日日在恐惧中，终于为了自保而要刺杀毛了。这是“安全暴力”的终结。毛待收拾掉林彪，自己也接近崩溃了。
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生灵涂炭的后果和对人性的摧毁，至今还是两笔糊涂帐。后一笔尤其值得研究。“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本是一种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研究这个过程是政治学的范畴，如今“文革”已是美国政治学的一个“显学”，但也只能到此为止，无法逼视更深的问题——"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上述“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这才是“文革”研究最大的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其实不止“文革”，许多中国人不愿相信大陆上居然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但在1959年至60年冬春之交的大饥荒中，河南、安徽都出现了历史上“易子相食”的惨状，那是人在生存绝境中人伦防线的崩溃。“文革”则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生存绝境，毛泽东所刻意纵容的“施暴者”也是把生死悠关临驾于“受虐者”的，而且在"多数人的暴政"中，“施暴者”与“受虐者”的角色互换是个体所不能控制的，两者互为威胁和诱惑，一直堕落到人相食的境地，如在广西发生的情形，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设在人与上帝之间的善恶界限。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
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