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康正果昨日奔驰二百英里，当天来回，去拜谒余英时教授之墓冢，并赋诗《余英时教授去世一周年赴普林斯顿墓园祭奠》：
去者日疏来者亲，
迟迟行道载悲欣。
曾私淑艾终难忘，
一束鲜花奠素芬。
他回到家就发给我这张照片，令我神伤与羡慕，我没有他这种决断，说去就去，而先生辞世很快就满一周年了。说余先生的话已经很多，却一直没说，辞别中国，在海外偶然遇到他，就沐浴了另一种文化和精神，那究竟是什么？当然我至今说不清楚，忽然想起一些读书札记，比如读钱穆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曾是我理解余英时的某种尝试，又因为他总是讲得深入浅出，凡大师总是如此，对曾经历“反传统”洗脑之我辈，实有醍醐灌顶之效。关于中国“民族性”的经典，首先自然来自五四的鲁迅，他用一堆人物把这“国民性”糟蹋到家了，至今在中文里维持着顶级权威，想骂两句中国人就信手拈来；再下来数谁最妙？不好说，估计柏杨的“酱缸文化”最流行？总之是“否定”方向，我们从来没有从“肯定”方向去想过，虽然我只杂乱地记了一些钱穆先生的句子，就像文学青年抄名句一样，今日读来，仍可谓字字珠玑。】
关于中国民族性的正面说法，
关于传统经典，
关于中国人的哲学、审美、世界观等。
读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从一个国学大师通俗的讲法中了解传统
钱穆说：
‘我们最需防戒的，是千万不要用空洞的名词，现代的观念，来轻率批评我们的古人。’
中国知识分子把所谓"国民性"作为思考和批评的对象已近一个世纪，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否定的思路和方向。该听听另一种思路和方向的说法了。钱穆所说的"民族性"大约是针对这种"五四"思路和方向，特意反其道而行之，专朝肯定的思路和方向来说的。
一、性格
西方重先天自然
中国重后天人文
中国人的天性﹕和合性多于分别性
——男女长幼的先天分别性，到后天人文就趋向和合性﹕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
——西方多讲个人，中国多讲人伦。夫妇为人伦之始，然后才有父母子女；
——西方讲征服，一个民族向外征服而成为帝国，如罗马；中国人只讲对朝代的京城的政治凝结；
——西方历史之常是分，中国历史之常是合；
——西方有宗教，因为讲人与天的分别；中国没有宗教，因为讲人与天的和合；
——中国文人同当政者的关系，不讲革命、推翻，也不无条件服从，是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大家不信我的道理，我还是我，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中国当政者对文人，如鲁哀公之悼孔子﹕"昊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这种厚道，是不用你也礼貌敬重你，可算仁至义尽。（还有孟子、王斗、范睢等故事，说明当时游士们的气焰高涨。钱穆以此说明，中国并非四千专制，贵族与平民的礼貌相处，西方没有。）中国统治者推崇孔子，并非自汉武一人始。
——先秦诸子很少"国家主义"，都只有"天下主义"。抱"国家主义"的只有屈原一人。吕不韦广召各家学者汇撰“吕氏春秋”，并不为秦国一家，是为天下统一开先路；西汉初的“淮南王书”及汉武帝的表彰五经，亦如此。
二、行为
西方重英雄性
中国重集团性
从历代创天下的人和事来看，大英雄不成事，反而是平庸之辈率一群英雄才成事。每一集团的领导人不易见其英雄性，英雄性之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钱穆观点如此。
——这种历史，起于秦末楚汉相争，大英雄西楚霸王项羽失败，刘邦说，我能用萧何、韩信、张良三人，项羽只范增一人，不能用，所以我得天下。
——三国时，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但刘备绝无英雄性，曹操也是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水浒传”之晁盖、宋江皆最无用，英雄是林冲和武松等辈；“西游记”之唐僧也最无用，神通广大者孙悟空。
——汉惠帝时"萧规曹随"故事。
——汉文帝与贾谊故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