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的报告犹如当头棒喝，直指香港人权状况劣迹斑斑，并要求撤销《港区国安法》及煽动法，更且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欠缺保障、权力严重失衡，加上执法观念偏狭，令香港人权状况近年来迅速恶化。
所谓法律保障，包括宪政基础和法律条文。前者奠定社会运作的根本原则，不得逾越，后者则贯彻落实前者，以提供具体的人权保证。香港两者皆备，既有《基本法》第三章定明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第三十九条更把两条国际人权公约列入，同时，人权公约的条文亦通过本地立法（如《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得到保证。
不过，人权委员会担心香港即使两者俱备，也不能确保香港可以遵守人权公约的规定，因为北京单方面可改变香港的运作规则，但北京并不是人权公约的签约国，无须遵守公约，因此成为香港人权状况的不测因素。这点批评，过去早已有之，委员会曾指北京通过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改变香港的游戏规则，有碍履行公约的人权承诺（如普选），而如今又有人大常委会直接制订的《港区国安法》，成为从天而降的超级大法，凌驾公约的人权保障。
特区当局以长文反驳人权委员会，论点亦坦白得可以。一是直言不讳，表明中央为保护国家安全，有权有责在港推行《国安法》。换言之，中央可以凌驾修改《基本法》的程序规限，不用咨询受影响的香港人，短期内制订凌驾《基本法》宪政规则的超级法律，但这正正是人权委员会的担心所在。
二是表明中央制订《国安法》时，已全面考虑人权公约，而那就更令人大惑不解，因为考虑过后，人权委员会发现《国安法》有六大问题，包括：“国家安全”观念广阔、无法保证转交中央审讯及惩处的案件符合公约要求、国安疑犯不能对中央在港执法措施提出挑战、行政长官拥有过量权力以至其他措施都有碍司法公平、警方国安处有庞大的调查权力而欠缺司法监察、《国安法》域外效力的原因欠清晰等等。若说深思熟虑后才制订《国安法》，那岂非说，有何抵触公约之处，都是明知故犯？
委员会指出的问题，大都是不争的事实。试看，警方国安处三管齐下，包括查封报社、拘捕高层及冻结户口，即可将《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迅速瓦解，至今正式审讯仍未开始，更不要说被定罪。如此调查权力够不够大？司法机关如何把关？《苹果》高层被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原来当局毋须证明报社与“外国势力”有合作关系，只因发表呼吁外国制裁的文章，即可立案起诉。这样的入罪观念够不够阔？再看立法会初选四十七人案，大约四分三被告不得保释，至今未审先囚已经十七个月。迟来的公义等同公义被剥夺，不是大家对法治的共识吗？
国安机构被指权力过大，盖过人权，特区当局没有什么反驳，但会坚持国安罪行定义清晰，并不含糊。不错，当局的控罪如上述“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具体指控，内容清晰。问题是，当发表文章呼吁外国制裁，但并无与外国组织有何关系，也可被检控的话，那么政治红线便难说清楚了。
例如研究著作被外国组织引用来批评中国大陆，又是否等同勾结外国势力？相信没有官员可以预先讲明，甚至人权委员会曾询问特区官员，究竟香港非政府组织接触他们，又会否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罪，也不得要领。官方答案是正常活动不会有事，只能用“正常”来解释“合法”一词，但什么是不正常活动而可能被控告，看来除了说是那些“非法”活动，其他便说不定了，亲身示范何谓界线模糊。
其实《基本法》第三章加入两条国际人权公约，用意是遵守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人权规范，向国际社会保证“一国两制”下香港50年不变。但眼下香港若如人权委员会报告所言，《国安法》凌驾公约所保护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代表威权统治来临，香港社会变质，国权压倒人权。奇怪是，特区当局既然由立法会到街头都容不下异见和异己，又何必自讨苦吃，向人权委员会争取贞节牌坊，最后却只留下骂名收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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