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洛杉矶居民杨志刚接受大纪元新唐人采访。（徐曼沅／大纪元）
新疆 昌吉市公告，自8月21日下午3时起实行七天临时性“静态”管理，全体居民非必要一律不外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除承担防疫任务外，一律实行居家办公。洛杉矶华裔移民杨志刚 感叹中共 激化新疆民族矛盾，现在又以防疫之名控管城市 ，让当地人生活更困难。
1963年出生于新疆 的杨志刚 ，从小就与回族、维吾尔族人生活在一起，他说：“新疆有十几个民族，我们小时候根本不存在分歧或彼此敌视，大家都是混住在一起。”杨志刚的父母是1950年代参与“援疆”的汉族，定居于昌吉市；该市离乌鲁木齐30公里，处于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黄金通道”。
新疆昌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声称， 为全面防控疫情，避免病毒外溢扩散，在全市实行临时性静态管理措施。但杨志刚认为，新疆人早已活在静态管理状态，现在只是因为疫情更紧缩罢了。他说：“新疆似乎变成一个孤立的隔离区，想要走进去或离开都难上加难。”在防疫监控下，新疆人更不自由，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7·5事件 ”所见所闻
杨志刚认为新疆多民族融洽的生活因“7·5事件 ”出现转捩点。2009年7月5日，成百上千名维吾尔族人走上乌鲁木齐市的街头游行，要求中共 当局妥善处理先前维吾尔族工人在工厂遭打死一案。但因中共当局强烈镇压，加上媒体刻意渲染，该运动逐渐演变为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从此，中共治理新疆的政策也由发展经济转向了政治高压。
“7·5事件”发生时就身处乌鲁木齐市中心的杨志刚说：“那天晚上我正好在小西门那，就看见公安的车突然起火了，这个时候，对面的消防车拉着警报出来，要去灭火。结果，在被燃烧车边上的武警拿着枪突突突，一梭子子弹就打到消防车的跟前，消防车就不敢出来了，退回去了。”他表示，消防车要灭火，但遭武警阻止，这火就烧得很可疑。而且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报导维吾尔族人不讲道理，故意焚烧执法警车，事情的真相成谜。
中共政权将新疆“7·5事件”定调为“境内、外势力”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将矛头指向总部位于德国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认为该组织的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策划了骚乱。杨志刚说：“热比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当过中共的政协委员。”他认为卡德尔犯的错误就是太“诚实”，在人大代表会时真的带中共领导人去“访贫问苦”，让他们看到少数民族没有彩排过的真实生活，因而颜面尽失。最后卡德尔遭中共以偷税、漏税等原因缉捕，她逃亡后又被定为“疆独”分子。
“中共当局常以经济罪名扣在异议分子身上，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少见。”杨志刚说，“7·5事件”前，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同学和汉人一样，都想努力成为中共体制内的“好学生”。他们也想经过“民考汉”政策（少数民族参加汉族高考）进入内地大学就读，然而“7·5事件”彻底转变了许多少数民族同学的人生轨迹。他说：“我的一位维吾尔族同学就是在7·5事件后失踪的，他的父母至今没有找到儿子的下落。”
中共国安逼做线人 杨志刚被迫选择出逃
因为同情维吾尔族人，杨志刚曾参与过一些维吾尔族人的活动和捐款，但这也成为他遭中共恐吓、威胁的理由。
杨志刚说：“国安来找过我好几次，说这是一个疆独的机构，我参与过他们的活动。”然后开始对他进行洗脑、“再教育”。中共国安告诉杨志刚，他的捐款有可能会被维吾尔族人拿来用于恐怖攻击，拿去制作炸药、炸公车。杨志刚当时心想：“这些参与者都是学生啊，他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但中共国安不断威胁他，要求他与这帮维吾尔族同学划清界线，或是继续参与聚会，充当一名“线人”，随时举报该机构的活动。
中共国安还告诉杨志刚，若他愿意提供情报，会让他在工作单位加薪、提职。杨志刚认为若去“举报”就是出卖同学，而且他知道那些维吾尔族朋友们，根本也没有做那些所谓“危害社会国家安全”的事情。
但中共国安却不断威胁、逼迫杨志刚，他说：“他们（国安）也找我的父母，让我的父母给我做思想工作。”杨志刚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骚扰，最后只好申请举家迁居四川成都。
迁居成都后，杨志刚经营的生意蒸蒸日上，有几位维吾尔族与回族的同学请他帮忙安排工作。杨志刚说：“他们在新疆也是生活不下去了，国安每天去骚扰他们。”但帮助他们安插工作后不久，杨志刚就被举报包庇和窝藏了疆独分子。为了躲避中共莫须有的罪名，他选择流亡出逃，2014年初赴美。
中共控制新疆 致大批维吾尔族人外逃
1950年，王震的部队全面占领新疆后，就地军转民，在新疆各地成立了以师、团为单位的建设兵团，之后又以各种方式从全国各地征调、诱逼几万女性到新疆，分配给这些军人做老婆。杨志刚说：“中共兵团式的移民造成维族与汉族人对立，而且长期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族群彼此仇视。”
20世纪中期，中共将大量的汉人引入新疆，当时新疆的少数民族在政治和语言上都处于弱势，经济上也受到新移民汉族的挤压；而汉族则不满中共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如不需履行独生子女政策、孩子在高考中加分等，汉人认为这是“逆向歧视”。
杨志刚认为，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农业、商业甚至是工业、旅游业发展上都极具优势；但在中共治理下，新疆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嘉惠当地居民，钱多半流入当地汉族和援疆干部的口袋里，贫富差距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2014年，中共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处理民族问题要同时处理“物质”和“精神”问题。从此中共对维吾尔族展开宗教、文化等更大范围的打压，令国际诟病的“再教育营”也是在那时开始出现。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新疆各处设置检查站，并利用大数据、面部识别等科技手段控制新疆。
杨志刚说：“两族人民在7·5前还能彼此谦让，遇事尽量沟通，但7.5事件仿佛给双方各捅了一把刀，留下一个疤痕。从此，彼此再也不愿意触碰，隔阂更大了。”据杨志刚所知，2013年底，大批维吾尔族人外逃，从云南、广西等地，逃到东南亚各国及土耳其，保守估算至少两万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