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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源于统治者与人民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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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

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历史现象。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下,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死气沉沉,统治阶级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深闭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经济的产物。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亿万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起来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虚矫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清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清朝政府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发展粉碎了这一幻想。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清初,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抗清武装的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虽然打开了一道狭小的门缝,但仍然设下了许多禁令,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中叶,由巨大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政府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到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的开发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但清政府却十分歧视他们,多方加以阻挠。雍正皇帝的谕旨中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同上书卷三十三,雍正五年上谕)

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政府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的最大宗,由于出口增加,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统治者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五年以后,官吏奏称:“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官吏们不得不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才不得不放宽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只载运丝绸出口的数量。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开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政府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烦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政府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史料旬刊》第九期,两广总督李鸿宾奏)

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当时,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闭关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响。“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蔽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肖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放射出光辉异彩。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外国。中国能不能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鸦片战争以后,闭关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闭关政策破产了,但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消失。它象幽灵一样,时时缠绕着中国。

鸦片战争后,为了保持虚假的“天朝”体统,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内,从来不和外国人见面。在外国的强硬要求下,经过三十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见外国公使。清政府也不愿向外国派出外交人员,同样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勉强请了一个美国人蒲安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欧美巡回访问。一八六二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后又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一八七一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这两件事,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在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同文馆也招不到学生。一八七六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一条三十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却以二十八万两白银高价购回后,拆毁扔弃在水里。一八八一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顽固派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刘坤一遗集》第一七六四页)可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数十年之久,在新的征途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残余思想,仍然可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因此,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责任编辑: 刘诗雨  来源:新默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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