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与互联网挂钩的不再是“宇宙尽头”。
裁员，福利缩减以及薪资下滑，这些新闻频繁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互联网的“寒冬”，在意料之外提前到来。
对于员工而言，企业的“降本增效”，落实到生活中是许多细节的改变，巨大的福利落差需要时间去适应，就像是见惯了花花世界的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欣赏朴素的田园风光。
而随着互联网红利的见顶，他们也意识到，在可见范围内，没有比大厂更好的选择。
唯一能做的，只有提升自己，保住工作，熬过寒冬。
“越来越抠门了”
去领纸巾的时候，陈景添发现每人只能领五盒了。
以前纸巾的领取数上限是10盒，有些员工想给家里多拿几盒，一般也都允许，“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排在前面的同事，顺手多拿了两盒，行政的同事便在旁边说，“不能多拿哈”，转身后，陈景添看见同事努了努嘴。
三年前，陈景添进入深圳这家大厂，理由很简单，就是福利好。年终奖和绩效奖金自然不用说，房补也非常高，至少有2000以上，“基本上cover掉我2/3的房租了吧。”
然而从去年开始，房补便取消了。对陈景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搬到离公司更远更便宜的区域，尽量节省房租的钱，“以前因为有房补，我都不太在意租金，现在要缩紧腰包了。”
吴轩不在互联网大厂，但在深圳也算是数一数二的科技公司，“没互联网惨，但日子也不好过。”
公司新建了一家素食食堂，是以后指定的用餐地点，“每天要加班，还吃素，我真是愁以后怎么过。”
下午茶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在陈景添的公司，每到下午四五点，就会有阿姨推着小推车过来，奶茶、饮料和零食都有，“现在是带一瓶乌龙茶到公司，加点奶，自己做下午茶。”
这个27岁的男孩，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吃，每个月最期待的事情是团建，公司每人每年4000的团建费，一个部门的人基本能去很高档的餐厅吃，“消费都是人均三四百的地方。”
团建费变成1000后，顶级的日料餐厅变成了家常菜馆，人均也在一两百左右，但总是还有点失落，“越来越抠门了”。
朱楠在腾讯工作，食堂的餐盒和水果开始收费，从8月15开始，也取消了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不再提供早餐和晚餐，但已有夜宵券可继续使用，后续不再发放。
公司现也取消了现在每天都想念下午茶的小龙虾和炸鸡。以前基本上下午茶吃饱，晚上都不用吃饭了。
没有下午茶的第一周，他觉得工作都没啥劲头，“习惯了这种福利，一下没了还真有点难适应。”
“白纸黑字里的，才是真金白银”
事实上，更难适应的是隐性福利的削减。
去年年底发了年终奖，朱楠发现年终减少了5%，以前每个人至少分红10%左右。绩效的抽成也在减少，至少减少了20%-30%，唯一不变的只有底薪。
涨薪的空间也在减少。陈景添所在的公司，以往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员工涨薪，这是某种大厂中的“潜规则”。
薪资的上涨幅度根据绩效有所差异，但是往往相对客观，但今年开始，这个幅度开始“缩水”，“可能连5%都没有。”
没有了房补，年终奖和薪资幅度都在减少，陈景添开始思考是否还要留在大厂。
更重要的是，随着去年的大规模裁员，部门人数减少，他开始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这性价比也忒低了点。”
更直接的烦恼是储蓄的焦虑。来大厂，陈景添是想赌一把，看能不能存点钱，在深圳买个小公寓，实在不行，也能回老家买个房子。
按照以前的工资发放，一年至少能存下10万多，但今年，这个数字可能将直线下滑，“我现在食堂打菜都控制在20元以内，以前不怎么控制的。”
陈景添计算过，食堂和房补福利的取消，尽管一再节省，每月的支出还是到了三千元左右。
福利的变化，让员工们重新审视这套内部的游戏规则。
朱楠觉得，公司把这些福利视为“额外关怀”，但在招聘的过程中，HR通常都会把年终奖、涨薪和房补放在薪资包里。
作为吸引求职者的筹码，谁家福利叠加得多，自然更受员工的青睐。
如今，朱楠清醒过来，“只有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才是真金白银。”
前段时间，陈景添听说一个同事被裁了，也是老员工，是有股票配权的，但裁员的时候，HR以绩效不合格，年终奖和股票均不给予发放。
“以往的话，不会这么绝，现在公司只想赶紧打发点钱走人。”陈景添说。
为了弥补薪资上的削减，朱楠发现，公司发放用于内部商城的消费的积分变多了，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其中“奥秘”——贵的东西变少，很多是低于500块的商品，“公司现在更愿意把现金折成礼品，整天给你发一些体恤衫或者杯子，很鸡肋。”
去年腾讯推出的“法定退休腾讯专属福利”，入职满15年即可解锁。
这在朱楠看来也是缓冲福利削减的一种方式，试图安抚员工的失落，“但是想想，我能在这干15年吗？我想公司也不给吧？”
和陈景添一样，朱楠也过上了紧衣缩食的日子，618购物节里他没有任何消费，以往他都会大采购，“经济太差，还是多存点钱吧。”
“熬过寒冬，保住份工”
对于大厂来说，福利的削减目的很清晰：降本增效。
尽管福利减少对大厂的效益影响没有具体数据，但根据腾讯2022年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腾讯集团合计有110715名雇员，较今年一季度末的116213名雇员合计减少了5498名员工，比例约为5%，薪酬支出减少约17亿元。
但另一面，腾讯也出现了营收史上的首次下滑——营收1340亿元，同比下降3.2%。
陈深在大厂有将近五年的HR经验，在他看来，公司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了，首先肯定是要减少招人，如果还没有改善，那就是把福利砍掉，如果还不能抵御效益下滑，最后一步就是裁员。
作为员工，朱楠在挣扎于福利削减的后果时，也意识到这是某种必然性。
“互联网的红利不可能一直都在顶端，疫情之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自然要削减成本，总之每个行业都有起落吧，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
跟任何行业一样，大厂过去的高福利和高薪资，都是建立企业发展速度的基础上，那时候正是行业迅猛发展的阶段，财务状况好，股价高，员工的福利自然也跟着扶摇直上。
陈景添则有另一种角度的解读。在他看来，以前为了多招人，大厂都是在福利上下手。
现在已经是供过于求，不需要用太好的福利再去吸引求职者，“话说的糙一点，你觉得福利不好？有的是人干。”
无论如何，互联网福利见顶是必然的事，只是疫情的环境下，比大家想象中更快到来。
作为明年的应届毕业生，大厂福利的缩减也在影响刘舒予的选择。
她正在深圳某家大厂实习，每天在内部的微信群看到同事的吐槽，“福利比以前少了，35岁还得被裁，我觉得不如去考公。”
应届毕业生有试错的时间成本，但对于老员工来说，能够留下已经最好的选择。
辞职的念头萌生后，陈景添去招聘平台更新了简历，刷了几下后，发现离开大厂，自己的选择只有中小型科技公司或者创业公司，福利和薪资都差了一大截，“大厂再怎么样，待遇还是比外边好。”
他觉得，以后裁员也许会愈加频繁，自己怎么才能在公司里，长期稳定地保住一份工资？
红利见顶，意味着你需要比别人更强，产出更多，匹配得上所拿的薪资，“公司不养闲人，不是讲感情的地方。”
对于未来，朱楠只希望自己部门的项目别被砍掉，或者能够冲冲绩效，转去集中在新领域的部门——这意味着是未来的增长点，或许会有更高的薪资空间。
“好好打工，熬过寒冬，提升自己”，这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