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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丹:“宁可错杀上万,也不放过一个 ”谁该为贵州大巴侧翻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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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零”,政府宁可错杀上万,也不放过一个。当然三年来,这已不只是贵阳这一地所上演的疯狂了。自今年4月,上海实行了史上“最彻底的防控”后,“一人有全楼走、二人有小区走”就成了中国各地都跟风效仿的“精准防疫”模式了。只是如今的贵阳,将其执行的更无底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9月18日凌晨,贵州黔南州发生车祸,一辆载有47人的客车翻侧,截至中午12时,至少27人遇难,20人受伤。(受访人提供)

9月18日凌晨,贵州一辆隔离转运车在高速路上发生了侧翻事故。车上47人中,有27人当场遇难,另有20名伤者生死未卜。尽管中共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已多达几十万起,但人们对贵州当下的这起事故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惊、悲伤和愤怒。

墙内民众都感到不解,将人转运隔离的时间为何要选在三更半夜?据已被404的《贵州大巴车侧翻事件,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交通事故》一文披露,“2022年以来,阳性病例和密接者的转运大多数发生在晚上十点以后”,因为“白天统计、安排,到了晚上才有明确的名单和计划”。但只要稍有常识或基本认知,就不难发现,相比夜里,白天显然才是开车上路的最佳时段。政府又怎会不知,“凌晨时段是红眼时段,驾驶员的精力很难胜任安全驾驶的义务”;贵州的地方官是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是为达到目地,就不折手段、不管不顾了?

更何况,2018年修订通过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中已明确指出,“制定运输计划时应当严格遵守客运驾驶员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等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有消息称,出事大巴从出发地开到事故发生地、而非目的地时,就已经行驶了200公里。另有知情者披露,从出发地到隔离地之间有长达“6-11小时的车程”。

说到驾驶员的安全问题,就不得不提那辆出事大巴车司机的装束。一张在网上被疯转的截图显示,“司机身穿密闭防护衣、戴护目镜、手套”。对此,有网友忍不住问道,“贵州山多、路险”,“这样开车,而且是在凌晨两点多,恐怕是非常不安全的吧?视野、温度、疲劳叠加在一起”;“这样的运输计划做出来之前,就没考虑过这些常识吗?”

无视法规、违背常识、不顾人命,也要火急火燎地把明明封控在楼里就足以阻断病毒传播的整楼人拉走,当地官员如此疯魔的选择到底是为了什么?据贵州当地民众反映,这都是因为贵阳市政府要通过短短3日的防疫专项运动,“确保2022年9月19日全市社会面清零”。

为了“清零”,政府宁可错杀上万,也不放过一个。当然三年来,这已不只是贵阳这一地所上演的疯狂了。自今年4月,上海实行了史上“最彻底的防控”后,“一人有全楼走、二人有小区走”就成了中国各地都跟风效仿的“精准防疫”模式了。只是如今的贵阳,将其执行的更无底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位在那夜同样被送去隔离的贵阳民众表示,他们楼的居民已“居家静默了十几天”,跟那死去的27名被转运者一样,都是“绿码加身,好几连阴”,但只因“上级下达的命令,说”他们“左边两百多米的小宾馆,后面五百多米的70号楼都出现了羊”,所以也得跟着受牵连、被拉走。另有死难者家属也出来发声,讲述她(他)母亲“半个月在家除了做核酸从来没有出过门”,而且有“十几天的阴性绿码”,也“被拉去莫名其妙隔离”,结果被“害死了”。有陆媒在报导这名家属的说法时,还“特意看了看她(他)的微博内容”,发现此人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人士”,因此确信她(他)“不是无理取闹”。

大疫三年,在习中央一声令下,各地为保“清零”,不惜给全民都戴上了电子镣铐,绿码已成为惟一能让P民获得限时自由的通行证了。然而,变本加厉地推行到今天,却被在3日内就要“清零”的贵阳市政府视若无睹、当成了例外。当地民众即使是“绿码加身”,也没有对政府说“不”的自由和权利。即使是“核酸阴性”,也无法逃脱被“防疫”这只黑手勒住咽喉、从而死于非命的厄运。

其实,在地方官眼中,下狠手“清零”也不过是在走形式、走过场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他们无人性地将自己的政绩摆在一切法律法规、甚至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之上。完全听命于中央、只对上负责的各地官僚都很清楚,若不大张旗鼓地将“防疫”运动化,就极有可能被扣上“防疫不力”的罪名,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但相反,在执行“清零”的过程中,就算伤及了无辜、害死了人命,他们也不会丢官、偿命,顶多就是费事找几只替罪羊来担责而已。

不难看出,贵州这起伤亡惨重的交通事故得以发生,就是地方官在权衡了自己的利弊后,才做出的选择。如果说,他们就是行凶、杀人的利器,那么真正的刽子手、背后的主谋又会是谁呢?

显然,“清零”及其政策的制定者就是真正的祸首、罪魁。三年疫情已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此有了更清醒的认知。不少有识之士已通过大量事实、数据判断得出,所谓“清零”不仅不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之举,甚至就是比病毒本身更能致人于死地的既冷血、又无脑的违宪行为。

被404的《贵州大巴侧翻,相当于多少人感染新冠?》一文的作者发现,“贵州疫情的毒株明确是奥密克戎毒株,与今年春天的上海一致”;如果“上海累计感染约61万人次”,且在588个死亡病例中,“60岁以下人员”只有“4人”,其他死者的“平均年龄是82岁,而且都有基础疾病”,那么,因疫情导致的“非偶合死亡”率仅为“百万分之6.6”。按照这样的比例,此次贵州防疫“造成27人的非偶合死亡”,是至少“要感染412万人”才能做到的。看来,“防疫”的杀伤力比疫情本身强多了。这意味着,所谓“坚持‘清零’”就是在人为地制造杀戮和死亡。

今年5月,连亲共的世卫组织都看不下去了,公开冲北京喊话,称“清零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并警告“所有这些行动应该对个人权利和人权表现出应有的尊重”。看到不久前,四川地震发生后,参与救援的人员竟被政府要求先排队做核酸时,中国人就已在愤怒地高喊“这是谋杀”、“习包子的清零政策的执行高于救助生命”。现在看到贵州转运大巴失事,造成27条无辜的健康生命死亡,中国人则更加意识到:“我们都在贵阳的这辆大巴车上,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翻车而已”、“你只能上车,你没得选,我们都是大巴车上的一员”。

对此,越来越多的快要被最严厉的封控逼死、逼疯的中国人都在绝望地怒吼,“一个人要长几双耳朵,才能听见民众哭泣,还要牺牲多少生命,他才知道太多人已经死去”。问题是,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历史,从第一代党魁毛开始,就以“轻视法治”、“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荣。如今的习中央也如中邪一般、一直对毛顶礼膜拜、甚至要将其衣钵“发扬光大”。既如此,将毛说的“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邓说的“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江对信仰者下令说的“肉体上消灭”奉为圭臬的习中央会在意“民众哭泣”,会为“太多人已经死去”而动容吗?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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