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乌东鲸吞四州，普京战略聚焦五策。图为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0日出席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接纳乌克兰东部四州的仪式
俄乌战争开战七个多月来，围绕这场战争的性质、战争背后的原因、战争的历史因素、交战双方背后的支持者、战争的走向和最后可能的结局，华语世界的人们，明显的分裂成为两个激烈对立的阵营。这是人们在对待川普的问题、对待2020年美国大选、对待疫苗和瘟疫、对待美国最高法一系列的判决等等形成阵线分明的对垒之后，又一次的分裂和对峙。而这种对立和分裂，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当今世界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政权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因素。在面对这个被魔鬼统治的世界之时，如果人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真正的敌人，而在大敌当前之际，先在自家阵营内部乱了手脚、互相猜忌、分裂和对立，这无疑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尤其是，对俄乌双方的不同立场，让海外民众甚至反共的阵营都乱了阵脚，开始互相攻击、互相戒备、互相排斥，这实在是毫无必要。尤其是，随着战争局势的推进，乌克兰东部四州被俄罗斯鲸吞，北溪天然气管道被刻意引爆，甚至欧洲互联网的海底光缆被恶意切断，使用核武器和发动核战争的叫嚣和危险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需要做的，是保持战略的定力，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观察思考，不被已经失去信誉的偏见媒体所影响，不为时局所动，永不偏离我们最后的目标，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管每个人对美国、俄国、普京、拜登政府的看法如何，最好地了解各方的真实想法、其真正的目的、真正的动机，然后做出准确的判断，无疑是最重要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外部世界对普京及其治理下的当代俄罗斯，其实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而要理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破灭，也在中国走向破灭，但在欧洲和美国死灰复燃，必须从当前战争的迷茫中跳出来，不简简单单地以谁对谁错、历史包袱和表面正义等等的口号去判别，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说过，“战争不决定谁对谁错，但决定谁会留存。”（War does not determine who is right, but who is left.）。当然，语言大师罗素巧妙的利用了英语里“right”和“left”这两个词的双重含义，因为他们既有“正确”、“残存”的含义，也有“右（派）”和“左（派）”的意思。已经去世半个世纪的罗素，当年不光是对哲学和数学，还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科都有深刻的造诣。罗素五十年前就去世了，但如果罗素可以看到人们今天对俄乌战争的纷争，尤其是华人世界对此的纷争和对立，在整个人类社会都面临世界战争的危险、核大战的危险、人类的留存之际，还争吵不休，哲学家地下有知，肯定会嘲笑我们的。
我们的世界需要对普京的立场和动机，以及他最终的目的，基于他最新的行动和言论，做详尽和客观的分析。不管读者诸君是反对普京、认为这个战争贩子应该被美国斩首消灭；还是支持普京，认为他在与邪恶势力、深层政府进行最后的决战，相信双方人士都可以从理性和冷静的分析中获益，从而知己知彼、深明事理。
许多人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反对，基于的理由是中共支持俄国，所以所有反共的人们，就都应该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但敌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敌人，敌人的敌人也不一定是朋友。君不见，中共最近已经改变腔调了，可能是觉得俄罗斯大势已去，也可能觉得美国的制裁过于沉重让中共担待不起，所以中共现在已经开始强调，说中乌是“战略伙伴了！”强烈反对俄罗斯、盲目支持乌克兰的朋友们，你们也会随着中共的调调而改变立场吗？只有我们以清晰的头脑，坚定的立场，从本质上认识问题，看清统治我们世界背后的魔鬼和共产主义邪恶的真正面目，才会在无论什么样的客观和外在条件下，都秉持超然而智慧的立场。
普京2022年9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签署接纳乌克兰东部四州的仪式上，大篇幅谈及当前的军事行动与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如果人们仔细分析这个演说，加上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几年前（2015-2017）对普京的长篇专访（斯通最后把专访做成了三集的纪录影片），就会对普京、俄国、俄国共产主义、俄乌战争、眼下的世界，都会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了解。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专栏作家马克•埃皮斯科波斯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接收新领土入俄的协议签署仪式上的讲话表明，莫斯科力图结束基于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普京真有这样的动机、想“推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吗？如果有，他为什么一再提出要加入北约呢？如果是因为普京的俄罗斯想加入北约而不成，而不得不自立门户，或者不得不与北京结盟，这个“推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指控才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俄罗斯要加入欧洲、成为地地道道的欧洲一员的希望，在彼得大帝、凯瑟琳大帝的时代就已经具有了，但欧洲人（西欧）看来从来没有把斯拉夫人当作他们的同伙。斯拉夫（奴隶）一词的本义，就是有贬低和抑制的成分的。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最新的演说中指出，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的选择的背后，是“共同的命运和千年的历史”，是“为什么老一辈和年轻人，那些在苏联悲惨解体后出生的人，都愿意投票支持共同的未来。”显然，普京所指，是对苏联共产党带给俄国人的悲惨结局的一种控诉，这种摆脱和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行为，世界不应予以拒绝。
普京提到的1991年在白俄罗斯的贝拉沃维耶扎原始森林（Belovezhskaya Pushcha）的共产党精英代表的一场秘密会议，在决定将苏联瓦解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普通公民的权益和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摆脱共产主义的同时撕裂并肢解了俄罗斯民族，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作为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及前克格勃官员，普京甚至不知道当时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和行为的最终后果是什么。但普京正确的指出，“现在这并不重要。苏联早已不存在，我们无法再回到过去。”“俄罗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了。”这种彻底摆脱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俄国、美国、中国，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这是普京的正确策略之一。
普京策略之二，是俄罗斯人“透过自己的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把他们自己联系起来了。“没有什么比他们重返真正历史故乡的决心更强大的了。”也就是说，俄罗斯会走在恢复传统、恢复基督教的信仰、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路上，而不是延续前苏联的“解放全人类、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的策略，也拒绝共产主义人士摧毁宗教、摧毁信仰、将无神论强加于人的做法。这样的俄国，对世界和平无疑是有益的。
普京策略之三，是确立俄国的敌人为谁，什么力量在“将世界推向新的战争和危机，并从这场悲剧中获得血腥利益。”普京认为西方在继续寻找新的机会来打击俄国，试图削弱和分裂俄国，并使俄国“陷入贫困和灭绝”。“西方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大国，拥有如此广阔的领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会听从别人吩咐的人民，他们就无法高枕无忧了。”显然，西方国家不一定同意普京的这个指控，但西方出于对拥有巨大核武库的俄罗斯的恐惧和不信任，不会拒绝承认其有“削弱和分裂俄国”的战略目标。
普京策略之四，是他认为西方在跨越每一条线，以“保护其新殖民体系（neo-colonial system），使其能够依靠全世界来维系其生存，通过美元和科技统治来掠夺从人类那里收集实际的贡品，提取资源来上缴租金给霸权，来维持他们（霸权）不劳而获的繁荣。”普京的这个指称显然站不住脚，因为西方（欧美）在经济和金融、技术上的优势，欧美的繁荣，并不是不劳而获的，而是自己抓住了机会、保护了私有产权、努力研发科技发展起来的。普京要抱怨这一点，只能抱怨列宁和斯大林当年耽误了时机、把俄罗斯引上了共产主义的邪路。
普京策略之五，是指控西方“保存这项优势是他们主要的、真实的和绝对自私的动机。”普京没有什么理由去指控别人“自私的动机”，俄罗斯人在历史上攻城掠地、扩张疆土，从来都是自私和绝对的，所以这项指控的前半部分，没有合理的依据，也不足为道。但普京在这个指控的后半部分的说法，却值得人们的深思。
普京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这次发难，跟“完全去主权化”、“破坏传统价值观”、“破坏真实的文化”和“无法控制的技术发展”等等，这些的确值得欧美知识界和政界认真的思考。西方左派中的极端力量，在追求大政府、全球政府、削弱国家主权、破坏传统价值观、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得太快太过太远。在诸如毒品合法化、同性婚姻、乱性、青少年变性、破坏家庭、女权主义、零元购、打砸抢、取消文化、篡改历史、选举舞弊、放任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无控制的发展等等诸多方面，西方确实在毁灭自己，也在毁灭人类。
当然，普京对“国际化和一体化（国际整合）的进程”、“全球货币”等的认识，看来有很大的局限。也许他会很快的认识到，全球化和全球货币、数字货币，可能同样是毁灭人类社会结构的魔鬼行径的一部分。
最后，普京和俄国精英显然对西方的敌意感到有所顾忌，他说“西方精英对俄罗斯的毫不掩饰的敌意，是数个世纪以来仇视俄罗斯的原因之一。”俄罗斯的精英显然应该先反省自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从佛家因果报应的角度看，只有种善根才能结善果，善恶有报是屡试不爽的真理。
普京希望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基于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的伟大道德价值观，以及俄罗斯文化和向所有人敞开的俄语”。不说他提及的其它宗教，也许佛家的道德价值观、佛法的真理应该给俄罗斯人以真正的启迪：世界各国以宗教和信仰为由而发生的战争，似乎从来不涉及佛教的国度。
普京所指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根本性、革命性转型的时期。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出现”，这个论断可能是正确的，虽然世界各地、各国的政府和民众，对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型、什么样的权力中心，可能各自有各自的解读。但巨大的变革和变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着，就在此时此刻发生着，对美国、中国、俄国和世界各地观点相同或者观点针锋相对的所有的人们来说，可能都是可以共同承认和接受的。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