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在北京的一次游行中红卫兵挥舞毛泽东的“红宝书”。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Hans Yeung撰文／任季编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禁忌话题，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化大革命。
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严重灾难的内乱”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出现了一批关于文革的历史著作。其中，政治学者严家祺和他的妻子高皋所写的《中国“文革”十年史》最为著名，该书后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然而，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和屠杀事件发生后，这本书被禁止发行，因为作者被中共称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有些文化大革命史料采用了轶事的形式。我手上有两本这样的书。在某种调侃的背后，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
例如，红卫兵指控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支持六国联合抗秦的楚国著名诗人和政治家屈原是“假爱国者”，参与“七个中国”的阴谋，抗拒秦国代表的“一个中国”的历史趋势。当时秦国通过战争很快吞并了其它六个主要的诸侯国，统一了中国。
另一个例子涉及“永安》（字面意思为“永远和平”）。这是一家香港百货公司，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分店。上海红卫兵认为，“永安”这个名字很反动，必须要换掉。他们考虑了“永斗”和“永红”等选项，实际上更喜欢“永乱”，因为当时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林彪说：“现在是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为什么中国历史是以调侃国家灾难的形式来写？是否有类似的书名，如：关于纳粹德国的笑话？我不清楚。这可能是独特的中国历史书写方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手上一本书的序言中，作家流沙河指出：“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闹剧最适合于笑谈，最不适合于严肃的讨论，以分清黑与白……所有的苦难都变成了一场狂欢的梦。白痴们醒来后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足够清醒，可以发表各种评论，这实际上是愚蠢的。”他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CCP）、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是一言难磬，现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维方式不复存在还为时尚早。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本质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一则轶事：一个脸色苍白的病人在公共汽车上站立不稳。有人劝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让出座位。这位年轻人说，谁能承受得起政治立场的错误？我让座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一个人的屁股也是分阶级的。谁能证明他不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间谍、叛徒、臭知识分子？车上的人都无言以对。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荒谬？此类荒谬在中国随处可见。在中国，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荒唐也已经蔓延到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最近，14名中学生因在晨会升国旗时继续吃早餐而被停课3天。尽管学校和学生讲述的细节不尽相同，但这一过分的、空前严厉的处罚，几乎可以肯定是政治性的。
这样的荒唐事让人想起了文革时的一个流行轶事。在许多斗争会上，与会者坐在地上，有些人垫了报纸坐。后来，发现有人坐在毛主席的照片上，这些人立即从批斗者变成了被批斗者，并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香港人喜欢听婆婆的笑话，“如果我和你妈掉进河里，你会先救谁？”在新香港，当父母为他们的孩子考虑学校时，他们可能同样会问校长“如果国旗和我的孩子掉进水里，你会先救哪一个？”回答“我会先救孩子”，这对任何校长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可能会为学校赢得可怕的左派报纸的头条，进而带来政治问题。
尽管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我们还是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至少，这类问题使我们面对现实——香港的学校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作者简介：
汉斯‧杨（Hans Yeung）曾任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经理，负责历史科目考核。历史学家，研究方向是现代香港和中国历史。香港历史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也是独立媒体的专栏作家。现已举家移居英国。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原文：Cultural Revolution Absurdity is Coming to Hong Ko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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