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中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需要反复强调，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由14亿活生生的中国人所组成，是一个有温度的有机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词条；
中国是一个文化传承系统，这个“大中华”文化系统是由汉儒的主系统，和数个相互深刻塑造影响的次系统所组成；
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遵循同一部法律体系和同一套政治秩序。
在关于一个国家的常识中，无论是从人本身，还是文化、政治，抑或社会属性来说，国家都是一个集合体，其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就是——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谈，我们都需要清楚明白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所谓“爱国”，所谓“爱中国”，本质上就是“爱中国人”。
否则，你的“爱”就只不过是个行为艺术，实在空洞无物。
当然，在个人主义看来，这个常识实在无需特别强调。
如同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简明扼要的指出：
“是刽子手，而非国家，杀死了罪犯……因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之外，一个社会共同体是不存在的，是不现实的。一个共同体的生命存在于组成它的诸个体的行为中……没有个体的行为，就没有社会的基础。”
我们很难想像，除开你对个体的观察和投射，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人文知识赖以成立之实在依据。
通俗的说，你对一个国家的情感，同样应该实实在在的源自这个国家里每个个体的行为之中，否则爱国就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并不真实。
二
很多人对于个人主义的误解在于，他们总是肤浅的以字面意思来批评个人主义的原子化倾向，以为个人主义一定是国家的天然反对者。
其实不为人知的是，英式个人主义最为杰出的捍卫者奥地利人哈耶克，也同样批评个人之于社会的原子化，痛斥其为“伪个人主义”。
哈耶克认为，“社会”或“国家”之类的概念作为一个自足的价值实体，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事实上的行为主体皆为个体，“集体”是不可能实施任何具体行为的。
中国人张三犯了罪，接受惩罚的只能是他个人，你听说过，“中国”也要因此去坐牢吗？
在逻辑上，集体不但只不过是个体的聚合，而且，必须是先有个体而后才可能有集体，而不是相反。因而，即便存在所谓集体的价值，也是以个体的价值为基础的，集体的价值是个体赋予的，是依赖个体而存在的。
所谓“国家的价值”，就是“国人的价值”；“中国的价值”，就是“中国人的价值”。
当我们说，要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时，并不是说要去否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价值，从来就没有这种逻辑。
“从个体出发，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出发”，只是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价值要回到生命本身来，回到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点来进行判断。
而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价值都需要由此推出。
因为我们很难去判断说，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人不自由，而这个社会本身是自由的，这是自相矛盾的。
当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美好，其判断依据和证据只能这样推出：即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的生活是美好的、幸福的，从而社会才是美好的。
这才是正确的逻辑。
三
从这个逻辑出发，我比较欣赏的务实态度是：
我们为之骄傲并爱戴的国家，是一个能够让人民感觉到幸福感的共同体，有一些被这个共同体普遍珍视和维护的价值，一个有能力维护秩序、打击邪恶的法治体系。
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活在真空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处于和他人、和社会千丝万缕的关系网中。
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一样，是人的基本属性。
国家不管是想像的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其根本任务就在于维护个人赖以社会化生存的秩序，一旦秩序崩溃，就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悲惨状态。
无政府的悲惨状态不啻于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埃德蒙·伯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看来：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是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民族的，一群人在一起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民族”，
“当他们毁坏了原始契约，在内失去了规范彼此的法律力量后，在外也不被承认为一个群体”，“不过是一盘散沙，如此而已”。
和这样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不同的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都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
人必须社会化生存，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会和你所处的社会形成相互塑造的关系。
英国人和英国社会相互塑造，英国文化和政治秩序，是英国人“适应性进化”（哈耶克语）的产物。
没有任何一个人跟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
在保守主义的视野里，所谓国家就是“活人、逝者以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伯克语），它是这个共同体古往今来所有人的联合，而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人所签订的一个临时契约。
传统、经验、历史延续，如果你对这些关键词的没有深刻理解，那么你肯定缺乏保守主义者那种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洞见和感悟力。
真正连接一个国家亿万成员的，从来就不是合约，而是在漫长历史演化中，不断自发形成的接近于“爱”的东西，对一整套民族文化遗产的认同。
简言之，国家是个文化概念，是个历史概念，它是演化出来的，不是被“发明”出来的。
所谓中国人，就是古往今来所有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历史事实的总和，我们都不用专门去定义，但每个中国人自然就懂得分辨。
四
我们不管这个“原始契约”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会有矛盾，会有冲突，要化解冲突、形成秩序，除了文化认同，还需要建立一系列规则来维护秩序。
我们当今面临的困难在于，近代那些维系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在近代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变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当一个国家的秩序处于真空地带，其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我之前在谈法国大革命（《法国：全世界白左的祖国，终于快把白人驱逐出去了》）时，就提到过，一个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变革是极为危险的。当旧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并未确立时，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崩溃，历史上类似的悲剧不胜枚举。
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各大文明的日益深刻接触，世界秩序也处于激烈碰撞和重新形塑的过程之中，这种演进过程就类似于各个国家内部的各种观念撕裂和重新归位，太正常不过。
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去消灭这些撕裂和碰撞，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新常态”，并把这种撕裂纳入正常演进的轨道，而不至于脱轨。
最好的方式，就是主动让秩序变得普适、增加其可扩展性。
比如，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通过改革开放和加入全球一体化的行动，就是把我们的经济秩序嵌入世界经济秩序的一种努力。
其背后的内在逻辑是：
不管世界各国的政治观念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在人性的最低限度上，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基本需求。而尊重这些需求正是普适性的世界秩序赖以持续的根本基础。
当代保守主义学者斯克鲁顿说：
“保守主义发端于一种成熟的人所共有的情愫，即，好东西毁之易，成之难。那些作为公众资产来到我们手中的好东西尤其如此：和平、自由、法律、礼仪、公共精神、财产安全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我们都要依靠他人的合作才能达成，只靠我们自己做不到。”
从共同体成员之间自由协作的历史演进中吸取智慧，是保守主义一以贯之的立场。
爱国，就是爱国人，爱这些跟你自由协作的伙伴。
保守主义视野下的“爱国”，并不激动人心，平实而无趣，但却无比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