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仁者乐山
尽管美国拜登政府对支撑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基本假设进行质疑，是正确的，但20多年前制定这一战略的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也是正确的。当时和现在一样，必须要为远期的可能性留下开放的空间。
在其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府认识到，俄罗斯和中国各自带来不同的挑战。俄罗斯“[以]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紧迫的威胁”，而中国则是美国的唯一竞争对手，“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越来越具有推动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因此，五角大楼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挑战”。
既然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共20大巩固了他的权力，并促进了他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目标，那么，就值得回顾一下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一些批评者认为，今天的情况证明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总统推行的接触战略，包括准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是天真的。但是，尽管20年前对中国肯定存在过度的乐观，但也不一定是天真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日本和中国是东亚的三个主要力量，基本的务实看法是，美国应该恢复与日本的联盟，而不是将其视为二战后时代的过时遗物。早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克林顿政府就重申了美日同盟，这仍然是拜登战略的基石。
克林顿和布什意识到，冷战式的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国家被中国的巨大市场所吸引，不会赞同。因此，美国转而寻求创造一个环境，让中国的崛起力量也能重塑其本身的行为方式。延续克林顿的政策，布什政府试图让中国作为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来引导中国为全球公共产品和体系作出贡献。该政策是“接触，但限制”。尽管以接触来补充制衡政策，显然不能保证中国的友谊，但它确实在全面敌对之外，保留了各种可能的方案。
接触政策失败了吗？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认为是的，她认为中共“……在过去的70年里，其根本利益和利用美国同时对其保持敌意的基本思维，并没有改变。相比之下，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两个政党和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共政权抱有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热切地希望[它]会变得更加自由，甚至民主，成为世界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蔡霞有资格评判一项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政策。但是，一些把接触政策说成是天真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限制”或预防政策是第一位的，而且美日联盟今天仍然很强大。
当然，也有一些天真的因素，例如，众所周知，克林顿曾预言中国控制互联网的努力会失败。他认为这项任务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但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运行得很好。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清楚，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惩罚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的精神和规则。
无论如何，习近平时代使先前的期望破灭了，即快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更大的自由化，如果不是民主化的话。有一段时间，中国允许更大的旅行自由，更多地与外国接触，出版物中更广泛的意见，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包括一些致力于人权的组织。但所有这些现在都被限制了。
接触政策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吗？在上任之前，负责拜登政府新战略的两位主要官员写道：“接触政策的基本错误，是假设它能给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政策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他们的结论是，一个更务实的目标是寻求“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清醒共处（clear-eyed coexistence）的稳定状态”。
总的来说，拜登团队关于无法使中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仍在朝着更加开放、温和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学人》指出：”当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时，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增长，私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公民正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联系。一个不同的领导人可能会将这些视为机会。而习近平只看到威胁。”
即使习近平是列宁主义政党体制的可预见的产物，但仍有一个关于时机的问题。现代化理论——以及韩国和台湾的现实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时，就会出现中产阶级，与以前的贫困农民社会相比，专制制度变得更难维持。但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马克思认为这需要时间，而列宁则更没有耐心，他相信，历史的发展可以通过先锋队对社会进行控制来加速。尽管习近平谈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今天的中国，显然是列宁压倒了马克思。
接触战略的错误，是在于期望20年内发生有意义的改变，而不是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吗？值得一提的是，就中共领导人的世代而言，习近平只是第五代。正如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所言，“假设中国公民只满足于获得财富和权力，而对其他社会通常认为是作为人的根本的那些生活方面不感兴趣，这种假设是自以为是的。”
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时间的压力，必须为此时此地制定战略目标。拜登已经恰当地做到了这一点。未来几年的问题是，他能否在实施其政策时，不排除未来出现更多良性情况的可能性，尽管要承认这些情况还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