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美国亚洲协会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连续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两篇长文，对于习近平的经济和外交方面做出重点说明。
经济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行政部门技术官僚的管辖领域，习近平的个人职权范围则更多地在于党史、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战略。但是，随着党的机器越来越多地控制国家经济部门，中共关于国家和市场作用的政治辩论，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本土金融危机之后，习近平逐渐对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它导致中国股市价值暴跌近50%，直到2016年才最终稳定下来。
习近平为了增强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中共政府开始获得私营企业的股权，国家也鼓励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国有企业，在更大程度上将市场和国家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中共经济规划者设计出“经济双循环”，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共想在所有经济领域自力更生，而想让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共。
2020年底，习近平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共同富裕”的收入再分配方案，通过这种方案，富人“自愿”将资金重新分配给国家支持的项目，以减少收入不平等。到2021年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显然已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被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经济的观念取而代之。
外交
习近平还利用民族主义，取代了邓时代标志性的韬光养晦，对于民族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早在习上任初期就显露出来了。
2013年，中共正式放弃了邓小平自1992年以来传统的“外交方针”，即中共应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永不当头”。习近平强调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快速变化和“东升西降”，这是超越美国的委婉说法。
习近平的说辞不仅是理论上的，还是许多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些前任领导人不可想像的。
比如，中共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填海造岛并派驻军队，无视早先宣称的不驻军的公开承诺。对台湾岛的海上和空中封锁进行了模拟演习。中共还通过多次中印边境冲突，加剧与印度的边境争端。
中共在打击国外批评者方面，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2021年7月，北京首次宣布对西方胆大妄为批评中共的个人和机构实施制裁。“战狼外交”也鼓励中共外交官公开攻击所驻在国政府，这与中共过去35年的外交实践大相径庭。
习近平的共产意识形态，让中共致力于建设一个习所说的“更公平、更公正”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共而非美国实力为基础，并反映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更加一致的规范。
比如，中共一直在推动取消联合国决议中所有涉及普世人权的内容，并建立了一套新的以中共为中心的国际机构，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以此对抗并最终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对“更公平”世界的追求，也让中共在全球南半球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以替代自由市场和民主治理的“华盛顿共识”。北京还在世界范围内，向诸如厄瓜多尔、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等拒绝西方传统自由民主模式的国家，广泛提供监控技术、警察培训和情报合作。
习近平的致命弱点
习近平的致命弱点是经济，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的执著，帮助他巩固了个人权力，但同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也造成了中共难以解决的困境，特别是经济增长的放缓，使中共与人民的长期社会契约受到质疑。
习近平加强党对私营部门的控制，扩大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的作用，通过再分配寻求“共同富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可能会萎缩，这是因为商业信心的下降，将减少私人固定投资，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监管风险。科技、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尤其如此，这些行业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是中国国内主要增长引擎。
由于受到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自给自足新理论的影响，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减弱。在国内，中国的商界精英被反腐运动、党控制的司法系统的任意性、以及越来越多的知名科技巨头先后政治失宠所吓倒。同时，中共的“清零政策”加剧了经济放缓。
但无论今后发展如何，习近平不放弃他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美国及其盟友是又一次考验。面对当前不断展开的意识形态之战，西方要想获胜，就必须从根本上重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西方领导人必须在自己的言行中捍卫这些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