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IHS Markit保守估计，到2021年底，中国约有5.4亿个监控录像头。图为2022年9月27日，一名男子走过北京一座立交桥上的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Jade Gao/AFP)
中国某市一个小区的业主发现，自己被物业管理公司长期监控，这令他感到极度不适。在中国公民权利几乎等于零的情况下，隐私是一种奢望。
据中国湖北省地方官媒“极目新闻”11月7日报导，刘越（化名）是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某商住一体公寓楼的业主。2021年3月，刘越在家附近逛街时，有一位陌生的路人忽然走过来对他说：“物业24小时在监控你，你要注意安全。”刘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几个月后，又一位小区保安告诉刘越，经常在微信群看到他的照片，说他很可能被监控了。经过两次被提醒，刘越有点相信了。他注意到，小区的保安会时不时地拿手机对着他，但他只要看过去，保安又会把手机放下。
今年4月，一位离职的物业主管向刘越提供了证据——大量的微信截图和影片。刘越终于相信，自己一年多来都在物业的监控之下。
该小区的物业有一个微信群，名为“大帅监控群”，刘越认为这个群就是针对他的，因为他在业主群中的昵称叫“刘大帅”。他被监控的信息经常在群中直播，监控的内容包括：他几点出门、外出遛狗，坐哪部电梯、和异性朋友见面，以及在哪家店吃饭等等，这些信息统统向一位陈姓的物业经理汇报。
刘越说，他们甚至想通过录像头查看他手机的信息，好在像素不够高清，“不敢想像，太恐怖了”。
当得知自己被监控后，刘越回家便成了一种负担。他表示，每次进小区之前，得先做一番心理建设，出门也会尽量把自己裹严实，尽量晚回家，也尽量少让朋友来家聚会。
直到上个月，忍无可忍的刘越终于报警。
刘越还发现，该小区被监控的不止他一人，另有几位业主也被监控了，女业主赵梅（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赵梅2017年在这个小区买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另一套用来投资。赵梅经过调查后，于8月得知，自己被物业监控。她无论进出小区、吃饭、逛街，还是家人来访，物业都会通过录像头精准监控，相关信息还在群里被议论、调侃。她于9月底报警。
赵梅目前已将其中一套公寓租了出去，另一套房子里的东西也搬走了。她不敢再回去住了，打算亏本出售。“实时被监控，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不安全。”赵梅说。
关于几位业主被监控的原因，刘越和赵梅猜测，他们都认为物业收费过高，对其服务不满，曾两次试图发起成立业主委员会，但均未成功，可能因此遭到物业的报复。物业全方位监控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无人知晓。
目前，物业公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处理此事，同时陈姓经理被停职并配合警方调查。
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位王姓律师于11月11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物业本来是给业主提供服务的，现在却反过来监控业主，肯定是违反了物业的制度，也违反了职业道德。物业虽然是在公共区域拍摄，但是他把业主的私人资料在群里公开，这应该属于侵犯隐私，只不过侵犯隐私在中国并不是刑事犯罪，只能提起民事诉讼，如要求赔礼道歉或索赔精神损失等。
中国公民隐私现状
“个人隐私”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值钱的概念。根据中共《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约70美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到10日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中共官方在很多时候都是公开侵犯公民隐私。今年4、5月间，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进行封城防疫。在官方“应消（消毒）尽消、不留死角”的口号下，上海市当局提出，“开展入户消毒是整个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有的防疫人员因此要求屋主交出家门钥匙，也有的防疫人员趁民众隔离期间进入民宅进行所谓“消杀”。大量的影片在网上疯传，激起民众愤怒。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今年5月8日发文指出，“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并进入市民住宅消杀”，“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童之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文章立即被当局全网封杀，他的微博等社交账户也遭当局禁言。
中共在非疫情期间也是如此。据大纪元2020年独家获得的一份文件，中共河北省唐山市维稳机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在《2017年唐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中，要求推进“雪亮工程”（在非城市区域内的影片监控系统）建设。该通知明确表示，“影片监控可延伸接入群众家中或利用相关手机软件进行调阅”。
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杂志《寒冬》2019年报导，浙江省杭州市多位市民反映，该市部分房东陆续收到警方通知，以“防盗”的名义要求他们在出租房内安装监控器。警方要求，监控器主要安装在客厅内正对大门，如果不装，就不能继续出租。警方还会不定期检查，违者罚款。杭州是超过12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
中共打造数字极权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IHS Markit此前的保守估计，到2021年底，中共在公共场所安装了约5.4亿个监控镜头，相当于每千人拥有372.8个。
中共还采用了多种电子监控手段，打造科技监控系统。10月13日，加拿大蒙特利尔种族灭绝与人权研究所（MIGS）举行了一本新书的发布会。书名为“监控国家：中国寻求开启社会控制新时代的内幕”（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两位作者在线上介绍了书中的一些内容。
作者表示，中共目前已经建立了国家级的数据库，并以此作为数字极权的基础。当局通过数码科技、云技术等手段，将数据库与公民的身份证明文件、面部辨识数据、指纹和个人旅行历史等连接，建立新的控制机制。然后再通过高科技手段，对手机、电脑等一切电子产品实施全域追踪，对私人发布的消息随时解密，秒删对当局不利的消息，并对发帖人精准定位。特别在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当局通过手机的“健康码”扩大到对全民24小时监控。疫情为中共开创了一个监控的“新时代”。
11月9日，中共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该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份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该规划还要求各级机构，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决策体系，提升“精准防控水平”，并推进不同机构之间“一码通行”。
“中国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监狱，在哪都有‘眼睛’盯着你。”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11月11日对大纪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