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丁玲完成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心情格外愉悦。但不久，便被浇了一头凉水。
这一年的10月，她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召开的土地会议，听取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彭真在一次讲话中，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的女孩很漂亮，思想上同情地主、富农。丁玲觉得每句话都是冲着她说的，因为她在小说中写了农民家里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写他是不是涉及同情地富？
更让丁玲吃惊的是，彭真的话是从周扬那里听来的，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住的院子里说，丁玲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
这让丁玲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在此之前，丁玲将写完的书稿复写了两份，其中一份先交给了周扬，想听听他的意见。但周扬一直没有表态。现在倒好，我第一个把小说拿给你看，你有意见不当面讲，却背着我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散布，而且一讲便上升到思想原则的高度。这岂不是给日后出版设置障碍吗？
丁玲的担心后来成为事实。1948年5月，丁玲听柯仲平讲，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书不能出版”。
当时，华北解放区的出版大权掌握在周扬手里，他通不过，书便出不来。按规定，出版作品是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的，延安整风前夕，就成立了出版局，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的出版局全部收归宣传部领导，“未经审查批准之书刊与地图等，一律禁止出版”。
无奈之下，丁玲想到了一个办法，这年6月，她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另一份复写件面交已经迁居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胡乔木、萧三、艾思奇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
艾思奇、萧三建议由华北局宣传部出版，胡乔木、陆定一也都表示了同意，但周扬仍然反对出版。
此时，丁玲接到安排，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她说：“你是个作家，该带著书出去。”胡乔木的出面，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有了出版的机会。
胡乔木一方面亲自打电报给东北，要他们准备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方面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立刻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支持，万分感激，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
8月13日，丁玲与新华书店东北分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印发小说的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工作过，新华书店受高层直接领导，加上有胡乔木等人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说立即抓紧排印。
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东北正式出版。拿到还带着油墨芳香的新著，丁玲万分喜悦，于1948年11月9日踏上了访问异国的旅途。
小说在东北出版后，1948年9月19日，丁玲在哈尔滨致信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又说：“一本书是会包含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话当然说得喜气洋洋的委婉，但书籍绕过华北方面率先在东北出版，周扬应该是有想法的。但他鞭长莫及，更何况，胡乔木还是毛泽东的秘书，这是必须尊重的。
1949年2月，丁玲住在沈阳鲁艺，林伯渠找她要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书，并告诉她：李进跟他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不久胡风从香港来到沈阳，听说这件事后感叹说：“没有想到，像丁玲这样在党内很有地位很有实力的作家，出版作品还这么难！”
1950年春天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负责人问朱子奇，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果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朱子奇将此意见转告了在莫斯科养病的任弼时，任弼时说这本小说他看了，是部好作品，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那是次要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大概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吧！
朱子奇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了苏联同志，那位苏联同志很高兴，也很赞同。
据严家炎回忆：1962年秋，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候，他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回答说：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
当周扬答复这番话时，丁玲头上正带着两顶“帽子”，在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几年后，周扬也遭受诬陷被关进监狱。
这桩因出版引发的恩怨，最终绵延了几十年，直到所有当事人去世，也没有真正获得化解。
资料来源：
1、李向东、王增如《周扬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3、李美皆《周扬与丁玲之间的道歉、忏悔与检讨问题》
2022-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