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些人们开始意识到封锁并不能减少疫情的传播
大纪元专栏作家Aaron Kheriaty撰文／曲志卓编译
COVID-19流行期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瘟疫流行而限制健康人群。虽然古人不了解传染病的机制，他们对病毒和细菌一无所知，但他们想出了许多方法来减轻流行病期间传染病的传播。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包括隔离有症状的病人，以及招募那些从疾病中康复的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来照顾病人。
从《旧约》中的麻风病人到古罗马查士丁尼（Justinian）的瘟疫，再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封锁从来都不是常规公共卫生措施的一部分。封锁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过去二十年军事化的公共卫生机构。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对策”这个词，但医生和护士从不使用这个词，这是一个间谍和士兵使用的术语。
1968年，虽然估计有100万至400万人死于H3N2流感大流行，但企业和学校仍然开放，大型活动从未取消。直到2020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锁定整个人口，因为这种策略不起作用。而在2020年，我们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封锁可以挽救生命，我们有的只是有缺陷的数学模型，其预测结果不是仅仅略有偏差，而是被夸大了几个数量级。
当领导总统冠状病毒工作组的安东尼‧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和黛博拉‧伯克斯博士（Deborah Birx）于2020年2月决定封锁是必须采取的措施时，《纽约时报》的任务是向美国人民解释这种方法。2月27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播客，科学记者唐纳德‧麦克尼尔（Donald McNeil）解释说，如果我们要阻止COVID的传播，就必须暂停民权。第二天，《泰晤士报》发表了麦克尼尔的文章《要应对冠状病毒，就得回到中世纪》（To Take On the Coronavirus, Go Medieval on It）。
这篇文章对中世纪社会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中世纪社会有时会在流行病期间锁上城墙的大门或关闭边界，但从未命令人们待在家里，从未阻止人们从事他们的交易，也从未将无症状的人与社区中的其他人隔离开来。
不，麦克尼尔先生，封锁不是回到中世纪，而是一项完全现代的发明。2020年3月，大流行封锁完全是一次全新的实验，未经人群测试。
尽管这些措施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几乎没有关于封锁政策的公开对话或辩论。解决棘手政策问题的明智解决方案总是需要审慎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任何单一流行病学模型都无法提供的。
我们的政治家放弃了责任，躲在“科学”或“专家”后面，好像这些标签能让人联想到一个包含所有数据的单一表格。他们应该考虑封锁或口罩强制令等措施的各种复杂风险和危害，更不用说其它千百个不可估量的风险和危害了。
“封锁”一词并不起源于医学或公共卫生，而是起源于刑事系统。当囚犯暴动时，监狱进入封锁状态以恢复秩序。当地球上控制和监视最严格的环境爆发混乱时，通过武力迅速和完全控制整个监狱可以恢复秩序。只有受到严格监视的监狱才能控制危险和不守规矩的人。不能允许囚犯暴动，囚犯不能管理庇护所。
2020年2月，我们的社会认为混乱即将到来，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刑事解决方案是正确的，也是唯一明智的反应。封锁在最初实施时遇到的阻力非常小。“十五天拉平曲线”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合理的。然而，接二连三地，州长们命令我们待在家里。
我们就那样服从了。我们被告知，拒绝就是鲁莽地寻求死亡。任何轻微的抵抗都会迅速被污名化。正如一位记者所描述的那样，“对科学的呼吁被武器化以强制公众服从，媒体将反封锁抗议者描绘成思想落后的、一心要危害公众的白人民族主义者。”谁想被归类到那个阵营中去呢？！
在封锁前的几个月里，关于COVID的报导已经让世界魔怔了。我们紧盯着屏幕，看着病例数上升，追踪着国外的冠状病毒死亡率。在美国和英国还没有出现病例的时候，我们依靠数学建模的指导来制定措施。
因为我们的心里已经开始恐慌，所以我们所选择的模型不是众多清醒的统计预测，而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th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小组公布的可怕数字。该小组预测2020年将有4,000万人死亡。我们轻率地忽略了弗格森以前糟糕的流行病模型经常严重高估结果。
我们排斥了斯坦福大学传奇生物统计学家约翰‧约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等批评者。约安尼迪斯警告说，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是基于严重错误的假设。
不管怎样，这一次，（我们觉得）弗格森的可怕预言肯定会得到证实。然而事实证明，该模型比任何其它这一领域中领先的模型都大错特错。帝国理工学院模型预测，如果不封锁，瑞典将在6月底之前有8万人死亡。
瑞典是少数几个没有封锁的国家之一，即使过高的估计，也只有2万人死亡。弗格森的模型是可以测试的，而且显然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行动轨迹。
很难夸大2020年3月全球所发生的事情前所未有的愚蠢性。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病毒，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控制模式——我在《新异常》（The New Abnormal）一书中描述的一种新的生物医学安全机构的开始。
本文为作者书中的一章，曾发表在《新闻周刊》（Newsweek）。转载自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
作者简介：
亚伦‧凯里亚蒂（Aaron Kheriaty）是一名医生，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研究员，也是团结项目（The Unity Project）的伦理主管。
原文“The Confinement of the Healthy”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