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又起民变，涉及高层权斗，香港爱国蓝C鬼祟缩头，等待定性号令，不敢重复1989年64时押错注赵紫阳胜出而过早刊登“愤怒谴责屠城”之类的广告之愚蠢行为，“忠诚”处若学精了一点，“废物”指数若略降低，或可赏以一点掌声。
反而有深黄人士冷嘲热讽，“你们也有今天”，是另一种不成熟的躁动。不错，两年前大陆有大量大学生与小粉红大骂香港“黑暴”，支持警察严打“港独”，他们自己今日经受举国“动态清零”的封区钉仓报应，在某种程度或确令旁观者不无反讽的快意。最中国式黑色幽默之处，是三年之后，上天和习主席联手为“港独分子”报了仇。
不过私下片刻享受命运之神带来的Poetic Justice是一件事，对大陆各地的抗议者公然幸灾乐祸，是一种幼稚而过度的犬儒（childish and excessive cynicism)。
首先，并无证据显示当前十几个城市近百家大学为数众多的中国抗争者，两年前个个都谩骂过“港独黑暴”。或者其中有过，或者没有。即使有，他们处于资讯封闭的环境，即使今日终于自受现世的共业果报，由佛家俯瞰众生的超然角度，拈花微笑的会心怜悯，一定比拍掌称快的幸灾乐祸，境界更高。而境界，是一种小农社会无可攀升得的视野涵养。要证明你不属蓝C，不是仇恨蔽目的大妈低端人口，是高尚的少数，此时此刻，即使带一点创伤（trauma)，你要强行显示一点高贵。
不错，西谚有云：“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与中国俗话之“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在哲学的辩证层面，确实有令人迷惑之处。
但鲁迅对中国人陋劣民族性的概泛（generally)批判，不妨碍鲁迅对林语堂、胡适、郁达夫、章太炎、蔡元培等杰出的中国人在个人层面(individually)的交谊和欣赏，两者并无冲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千夫”，是鲁迅鄙视大量愚昧而凶残的中国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孺子”，是鲁迅支持当时无辜而纯洁的中国青少年，甚至是农夫、工匠、在社会的底层被欺凌的穷人。
这两者之间，无论鲁迅、梁启超还是柏杨，其实都分得很清楚。在民国时代的读者市场之中，也很少人混淆。
因此，一听到“普通话”即生厌恶之情，甚至分不清是台湾国语还是星马的华语，会令一个香港“本土”人士陷入情绪的死胡同，甚至为孤独的仇恨绑架。Don't get me wrong:我承认，如果在巴黎米芝连Guy Savoy餐厅或伦敦的East India Club，忽然听到一桌喧哗的普通话，然后见到彼桌间有一堆Chanel包包，如果你觉得反感，你没有错。
大陆各城市发生的事情，你确实不必太过感情反应，即使内心极为感性澎湃，为了你自己的现实安全，至少暂时也要抑制，要学会喜怒不形于色。然而另诉极端，将普世价值观的人性当做仇敌，是不对的——it's dead wrong。
在某种时候，人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隔阂。但在时势转变之际，你会发现，不分地域、种族、文化，人之间有某种相同的契合。
罗马思想家塞奈卡（Seneca)，生活在暴君尼禄的时代，面对凶险的逆境，他很能忍耐，也很冷静。塞尼卡说过一句话：“把我丢进一个狼圈里，我也能将狼群领回来。”（Throw me to the wolves and I will return leading the pack.）
不懂得此言的真谛，勿轻言政治，更不要沾惹什么“社运”，因为永远不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