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租约，法院裁定欺诈罪成，判刑五年九个月，立即引起国际舆论严厉指责审判不公不义，北京及香港当局则还以颜色，猛烈抨击外国势力粗暴干涉内政。其实孰是孰非，答案就在判词，主审法官若是解说不清，惹人疑虑，最后讲不好香港法治的故事，便难辞其咎了。
问题首先是刑期长短。法官陈广池指出，欺诈罪没有判刑指引，一切视乎案情。这样说，不是减轻反而是增加他解说的责任，因为需要根据案情，仔细论述黎智英判刑五年九个月的依据，而非单纯援引规则。奇怪的是，法官说判刑没有指引后，便提出以五年为量刑标准，由于被告没有“实则（质）求情”，因此第一项罪判刑五年，但何以不长不短是五年，法官没引案例也没有解释。
判刑没指引，不等于没依据、没比较，便能令人口服心服。网上追查一下，判刑六年左右的欺诈案，骗取款项都过千万。例如，一位公司董事以虚假文件骗取两间银行1900万元（2021年11月）判刑六年。另一宗是，地产代理促成两宗物业买卖，先将物业转售自己名下公司，再抬高价钱，欺诈买家多付1500万元，最后判刑六年半（22年8月）。
反观黎智英，其私人公司未经许可，在科技园批给《苹果日报》的用地内设置办公室，据官方估计，他因此会少交二百万元租金。黎智英案涉及金额只及上述两案的少部分，何以得到类近的判刑？若如法官所说，黎的欺诈行为会打击科技园的工业邨政策，影响（土地）市场运作，因此加以重罚，那么上述两案，一者挑战银行制度，一者冲击地产代理制度，而且涉及金额是黎智英案的七至十倍，如今只判六年至六年半，岂非轻判？
没比较，没伤害。涉及金钱利益几百万的案件，判刑都远轻于黎智英。例如，一名警司通过购屋贷款计划，购入单位后出租，讹称供家人自住，诈骗政府及银行贷款六百万元，期间并收取租金116万，最后只判监18个月（21年11月）。另一宗如健身教练讹称协助客人退回课程费，骗取410万，判刑三年四个月（22年11月）。他们得到的刑罚都不及黎智英，是否法院认为科技园比政府购屋贷款计划、银行楼宇按揭制度、消费者权益等等，更值得更需要保护，因此必须施以异常巨大的惩罚式判刑，以起阻吓作用？还是警务人员、地产代理、公司董事、健身教练、传媒大亨等等背景差异，才是判刑轻重的关键？
不错，陈法官是看中黎智英的传媒背景而施以重罚。他直言，黎智英未经科技园许可，擅自占用地方，正是“滥用他的传媒形象作为‘保护伞’，使科技园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需要加刑。不过，这样说不是不知所云，就是毫无根据。
试问：传媒形象是市民脑海中的观感和印象，如何可以拿别人对《苹果日报》的印象用来做护卫自己的“保护伞”？滥用传媒形象究竟指黎智英做过什么，又什么才是正常用途？再者，“贸然”的意思是轻率冒失、考虑不周、不明方向等等，科技园不敢“贸然行事”，是合理的处事态度，有何值得陈法官批评？传媒形象（暂且不论他指什么意思）若可使科技园不“贸然行事”，是否应该得到嘉许，而不是加刑呢？
就当陈法官没说清楚的意思是，传媒机构令人觉得难以轻易对付，因此即使科技园起了疑心，也不会轻易行动。很明显，传媒从来没有享有多于法律赋予的权力，《苹果日报》也不例外。其他人不冒犯传媒是考虑法律多于一切，不是传媒有特权所致。若说科技园怀疑黎智英出问题，却不敢采取行动，那是科技园而不是黎智英的责任，要追究的是前者，不是后者。更何况，法官若毫无根据，只是大胆假设并无实证，便指科技园该行动也不敢行动，亦等同指责它失职，真不得不佩服陈法官竟可身体力行，亲自示范何谓“贸然行动”。
在判词的最后一段，陈广池法官强调案件是“一宗简单的欺诈案”，奉劝大家勿扣“政治帽子”，因为法庭是审讯传媒大亨而不是针对新闻自由。但当黎智英的刑期无法圆满解释，更正因他是传媒大亨，法庭要他孭上并不存在的滥用传媒保护伞的责任，因此得接受更重的刑罚，那么今次审判被公众误解为政治审判，也是法官自招嫌疑，与人无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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