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部队。（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41年1月4日－1月14日，在安徽南部泾县茂林，国共发生军事冲突，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9000余人，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被歼或被俘，是谓“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有深刻、复杂的背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给了“长征”（实为溃逃）至陕北的红军一个喘息之机，用毛泽东的话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而1937年“七七事变”，又给了中共壮大的历史性机会。
国民政府全面抗战，中共却“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明确“独立自主”原则，“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就是口头服从、实际反对蒋介石的领导；制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并以“右倾投降主义”名义撤换了王明，刘少奇入主华中（出任中原局后华中局书记，直至1943年回到延安），领导新四军。
1937年10月，中共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为新4军，下辖四个支队，隶属于三战区，但实质并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根据“发展华中”战略，新四军制定了“向北发展、向东进攻、向南巩固”的行动方针，擅自扩军和扩大游击区域，并屡屡攻击国军，较大者如黄桥战役（1940年9-10月，曾经血战台儿庄的国军韩德勤部伤亡1.1万余人）、曹甸战役（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16日，韩德勤部伤亡8000余人）等。
对此，蒋介石基于抗日大局，基本方针则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以为有机可乘。）国民政府多次命令新四军江南江北部队都撤到黄河以北，使两军脱离接触。同时，同意给新四军八路军扩编增饷至10万人，但不允许建立地方政权组织。
但是，毛泽东另有阴谋。
第一，期待苏联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此正式爆发），16天后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波兰被瓜分。是年9月，斯诺再访延安，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肯定地答复：“按照列宁主义，中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换句话说，斯大林如果和日本人瓜分中国，毛就会当上中国半壁江山的统治者。这是毛的渴求。（斯大林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是要中国拖住日本，但同时亦有联日瓜分中国之意。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援华物资锐减并逐渐中止，中国抗战转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不过，是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中美联盟，日苏瓜分中国沦为空想。）
第二，由“联蒋抗日”变为“联日反蒋”。中共在对日本、蒋介石的策略口号，几经变化，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拥蒋抗日”。但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之后），中共主动与日秘密接触，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表面上高喊抗日抗日，实际已“联日反蒋”。（毛泽东说：“一些同志认为日军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了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否则变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在华中，中共与日军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东南铁路交通畅行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农村发展不问不闻。华裔学者谢幼田根据大陆近年出版的书籍、中共文献、将帅回忆录等等所撰写的《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回忆录等等所撰写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2015年11月，日本出版），对此有详实考证，本文不赘。
第三，毛泽东欲激怒蒋介石引发全面内战。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时机，发动内战，把苏联人拉进来，一起推翻蒋介石（这也是毛严厉批评百团大战的原因所在）。新四军就是毛所设计的一个诱饵。本来，为避免国共火并，1940年7月17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限新四军军部一个月撤离江南到江北去。毛置之不理。直至10月19日，蒋下最后通牒，毛才同意北撤。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经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走长江下游苏南镇江。蒋规定走皖东路，原因是镇江一线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和新四军打仗，怕项英部去参战。12月30日，毛泽东却电令项英走苏南镇江过江，而且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仍然认为项英是走皖东线。1941年1月4日夜，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即从苏南湾滩、章家渡渡河，向茂林集结，进入国民党十几万大军驻扎区。国军没有接到让路的通知，以为新四军挑衅。1月6日晚，顾祝同发布攻击命令，7日战斗打响。14日，叶挺被俘，项英被手下杀掉，新四军7000人战死或被俘。（中共领导人如王明和一些研究认为，毛与项英有怨，毛欲借此除之。事实上，此前，毛铲除异己不择手段，如反“AB团”、置西路军于死地等等。）
皖南事变一出，中共大作文章，颠倒黑白、蛊惑人心。包括：大肆宣传所谓“皖南事变真相”，声讨所谓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中共七参政员坚决不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等等。同时，利用国际力量，包括美国，施压国民政府。
皖南事变之际，中共虽与美国没有建立正式官方关系，但对美的舆论渗透和认知作战早已展开。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之后出版《西行漫记》一书，影响甚大（甚至，罗斯福总统后来三次会见斯诺讨论中国问题）。1937年底至1938年间，罗斯福总统亲信、美国海军上尉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1896–1947）两次造访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将考察结果以信件形式直接呈报白宫。他建议罗斯福加强同中共的联系，以期未来建立合作。这些观点与建议获得了罗斯福的认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渝开展外交，至1941年初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美关系网（如时任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代表、著名作家、知名学者等）。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迅速打出“美国牌”。美国已是国民政府国际求援之重心。当时美国正在讨论《租借法案》，以“突破”中立政策的束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提供必要的物资援助。
一方面，通过斯特朗、斯诺等记者在纽约的报纸和《亚美》杂志上制造舆论攻势。卡尔逊则在美国檀香山公开谴责皖南事变“实由国民党妒忌共产党势力之发展，而此种妒忌，乃由于日本间谍居间对国民党反共分子作不断煽动之所促成。其次，亦为国民党不愿放弃其一党治国之观念，有以使然”。
另一方面，抓住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1941年2月8-26日）的机会，实现了与美国政府高层的第一次会谈。
居里是经济学家，曾参与罗斯福新政改革，自1939年起任总统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并协助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白宫对外宣称居里“此行目的系就地搜集中国一般经济现状之参考资料，并与中国政府商讨有关此项现状之各项问题”，而实际上罗斯福委托给居里的一项重大政治使命则是确切掌握国共关系的现状。
当时，罗斯福总统已被严重误导，对中共的本质、国共关系的内情、毛泽东的阴谋、皖南事变的复杂背景等等，均缺乏认识，而受斯诺、卡尔逊等人走马观花的报道、报告，以及美国驻华使馆部分“亲共”人员所影响。
2月7日，居里抵达重庆，拜会蒋介石时递呈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是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我人深信，中国必获最后之胜利，并深信中国与英、美为一共同目标而作战，他日战胜侵略国家，我等将同沾其利益”。罗斯福总统对中共之同情，于此可见一斑。（居里曾附加解释：“总统述此口信后，本人乘记忆尚新之际，曾笔录之……适述罗斯福总统口信，亦具机密性，本人未以之告于国务院中任何阁员，亦未诉之詹逊大使。”）
经蒋介石同意，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rchibald Clark Kerr）的安排下，2月14日，周恩来与卡里举行会晤。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罗斯福总体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特使，居里本人后被指控为苏联特工，为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出了大力。早在1939年，共产党叛逃者Whittaker Chambers在与罗斯福安全主管Adolf Berle会面时就确认居里是苏联特工。可惜，此情报被搁置。1945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Edgar Hoover首次指控柯里是间谍。1948年，美共党员、间谍Elizabeth Terrill Bentley再次指控居里。居里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否认指控，没有受到起诉。不过，美国军方秘密的Venona项目——破解战时苏联的电信信号，可能已经确定居里为苏联情报来源。1954年，柯里试图更新他的美国护照时被拒。
因此，在（一）罗斯福总统总统对中共的认知被误导，（二）特使居里为苏联特工的情形下，借皖南事变对蒋介石施压，就不难想像了。美国政府认定：国民党在退居西南一偶随时有灭亡危险的情况下,不忙于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而是采取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2月13日，即居里与周恩来会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还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表示，愿意向中国“贡献适当与切实的助力”。但是，居里与周恩来会谈结束后，罗斯福政府态度骤变，很快通过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这大大限制了国民政府皖南事变善后的政策空间。
本来，如蒋介石所说，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侵占防地”“称兵作乱”“破坏抗战”，皖南事变是国民政府“彻底整饬军纪”之不得已举措，“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但是，中共巧舌如簧，居然能够混淆视听、指鹿为马，诱使美国同情自己，施压国民政府。而罗斯福政府自以为是、偏信一方、贸然介入，从皖南事变开始，越走越远了。中共最终之成功窃国，美国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
2020年10月，时任白宫安全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撰文指出，193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是在中国。“我们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主要是无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听取中共领导人的话，也没有阅读其主要文件，而是相信了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中国执政党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
这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反思，值得每个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