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卫国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抗击夷狄入侵的绝续存亡之战，蒋介石先生领导全国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竖起了抗日卫国的大旗。（公有领域）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千载之后，蒋公介石，“苦撑待变”，使“次殖民地”（中山先生语）之中国战胜现代强国日本，再谱传奇。蒋公何以成此伟业？一个基本因素是抗战大战略之正确及其坚忍坚毅的领导。蒋公抗日大战略之要点又是什么呢？本文试说之。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为能制中国于死地者，故革命党人对日考量颇深。1926-1928，蒋之能成功北伐、初步统一中国，一大关键是妥善处置对日外交。不过，期间，日本仍三次出兵山东，并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蒋对日本出兵实为意外，一度十分失落，为北伐大计，终决定绕开济南北上，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但是，济南惨案为奇耻大辱，蒋日记自此均以“雪耻”二字开头（直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亦定五月三日为“国耻日”。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成性、变本加厉，继之以九一八事变（1931）、一二八上海事变（1932）、热河之战（1933）、长城之战（1933）、“华北特殊化”（1935）等等。中日终将一战，大势明也。
然而，中日强弱异势。第一，日本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弱国；第二，日本统一，中国四分五裂。如果单单是中日之战，中国可能很快就战败亡国了，中国凭什么跟日本打仗而能最终胜利？蒋“终日思虑，对日无良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
同时，国内局面复杂：共产党的威胁、国民党的内斗、各地方势力的割据等等，不一而足。
值此内外交困，蒋迫不得已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提出“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以攘外，剿匪以抗日”。（需要说明的是，“攘外”最早包括所有以不平等态度对中国的国家，最主要的是指日本、苏俄，九一八事变之后主要针对日本；“安内”则是指共产党、以及反蒋的地方实力派，1934年后还特别指云、贵、川的地方势力。）
的确，“攘外必先安内”。可是，即使“安内”了，又如何抗日呢？1933年，蒋在战略上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作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弱点。吾唯有与之持久战斗耳！”此大战略要点在于：
第一，持久战、消耗战、战而不屈、拖住日军。日本虽强，但小国寡民，资源有限，中国便以持久消耗战拖住日本。中国只要能在抗战中存活，即使内部极端困难，国土失掉大半，甚至只剩一个省，都要撑住。因为中国拖得起，日本却拖不起；拖得愈久，胜利的概率就愈大。
第二，中日之战与世界大战结合，并同时结束。中国没有能力独自打败日本，但是，欧战必起，中国应运用列强间的矛盾，以外交手段引起相互牵制与干涉，一方面争取时间备战，同时以拖待变。只要国际情势变化，中日大战就有机会与世界大战相结合，中国就有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蒋还特别强调，中日大战必须与世界大战在同一天结束，如此中国才能一举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
此大战略在执行中，颇讲谋略。本文仅举数例。
其一，明确抗战根据地。持久抗战，必须有坚实的大后方。可大后方在哪？1933年，蒋即开始寻找，“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此后两年，蒋走遍西北、西南各地，最后选定四川、云南、贵州最为抗战根据地，并以重庆为陪都。
其二，籍剿共以定西南。四川自民国成立以来一直是军阀控制，南京中央政府管不了四川，怎么办？想到一个计策：围剿江西中央苏区，迫使红军往西南方逃走；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势力带到西南这几省。后果如此。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蒋说：“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
其三，“隐忍备战”。参考德国“秘密国防”的做法，悄悄的展开各种备战措施。这个只能做，不能说，更不能让日本知道。故，“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事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4日）
其四，改变日军作战轴线。中日大战，日军势必从华北南下（由北向南）或从华东西进（由东向西）。不同的作战线，对“持久战”会形成不同的战略态势。国民政府中央及资源多在淞沪及长江流域，日军如从北向南进攻，其机械兵团在华北平原畅行无阻，能轻易过黄河，南下武汉，把中国一切为半，而若中国最精华的地区尽入日本之手，这场仗就很难持久。所以，必须想办法改变日军作战线，“诱敌自东而西仰攻”。故，沟桥事变后，日军置重兵于华北，但蒋介石不在北方和日军决战，而是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把日军引到淞沪。
其五，获取德援，延长德国中立。孙中山广东军政府时期与德就有军事合作。1926年，蒋请留德的朱家骅向德国著名将领鲁登道夫洽聘德国军事顾问。先后有135位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其中声望卓著的佛采尔(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至关重要”。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大战役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参与和指导，以至于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累计给中国提供了10亿马克贷款，中国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德国对中国陆军的整编（30个德械师）、对中国国防工事的修建、对中国国防工业的整理、对中国交通系统（铁路、公路）的完善，为抗战贡献极大。有论者称，“如果没有1930年至1938年期间以钨砂为核心的、以中德易货贸易为形式的中德军事、经济和文化合作，中国很难同日本进行军事对抗。”（1936年11月，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结盟。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德国于1938年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召回了全部军事顾问。法肯豪森行前，特意向中国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其六，与苏复交，争取苏援。1927年因广州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因北洋政府在，绝交令无效）。1929年7月17日，因中东铁路事件，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面对日本的威胁，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外交关系。为使日本陷在中国不能北进攻苏，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三批共2.5亿美元军购贷款（苏联实际提供1.731亿美元，年利率3%，远低于国家间通行的6.5%），共向国民政府提供20个师的苏械装备，建立了当时唯一的坦克机械化师；向中国总共派出了约500名军事顾问和200名技术专家，经过苏联顾问培训的中方人员将近10万人；派出3665人直接参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联志愿援华飞行队，击落击毁日军986架飞机，苏联也有211人在作战中牺牲。但是，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联日本中立条约》后，苏联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该条约使中国抗战转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第二次大战进入新的阶段。虽然苏援有很强的功利性和一定的副作用（制约蒋对中共政策），但帮助中国渡过了抗战最困难的1937－1941年。
其七，“苦撑”终于等来变局。蒋期待日苏开战，却久等不至，最后等到了美国。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对日宣战。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正式宣战。蒋向美、英、苏建议：（1）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由美国领导的同盟；（2）美、英、苏各国与中国一道对德意日宣战；（3）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前，联盟各国不得单独对日媾和。自此，中国的全面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中国抗日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最终，美、英、苏与中国一起共同对日作战，中国赢得抗战胜利，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世界五强之一。
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死伤数千万军民，大半国土被战火焚烧，空前惨烈。但是，中国也籍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这过程中，蒋公承负最大，1935年11月6日在日记中说：“茹苦负曲，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犹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
幸而，青史绝不成灰。蒋公之苦心，光照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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