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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识分子“反贼” 踏上美国土地逃离铁笼

—认清中共本质 一个“反贼”的心路历程

对于刚刚从中国大陆逃到美国的洪大琦而言,自己的前半生仿佛都浸泡在中共的毒害和扭曲的观念中:从自幼挨过当局重拳的受害者,变成了被成功洗脑的“高知识分子”。直到三年前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在大陆全面爆发后,洪大琦于去年11月30日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庆幸自己把握住机会逃离了铁笼。

2023年1月7日下午,洪大琦参加洛杉矶民众在中领馆前举行的集会活动,抗议中共草菅人命、向世界“投毒”。(韩冰/大纪元

对于刚刚从中国大陆逃到美国的洪大琦而言,自己的前半生仿佛都浸泡在中共的毒害和扭曲的观念中:从自幼挨过当局重拳的受害者,变成了被成功洗脑的“高知识分子”。直到三年前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在大陆全面爆发后,洪大琦于去年11月30日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庆幸自己把握住机会逃离了铁笼。

洪大琦表示,9岁那年在路边小沟抓鱼、在小溪里游泳的快乐记忆,早已被中共彻底抹杀。三年疫情封控,让他惊觉被骗太久。调侃自称“反贼”的他,1月1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分享了心路历程。

以下是洪大琦的自述。

当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之前所了解、所认知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那一刻的心境就如堕入万丈深渊,深感绝望。我对中共的认识转变就是这样。

我80年代出生于福建一个偏远农村,因为多了一个弟弟,7岁时就深刻感受到了中共计划生育的“铁拳”。那时村干部天天上门要钱,我们没钱,他们就搅得我们不得安宁。我清楚记得,那时候的自己躲在房间里,充满恐惧地透过门缝,看到村干部凶神恶煞似地拿着竹竿捅我们家门房上的瓦片,这个画面现在依旧存在脑海里。

后来家里唯一喂养的猪被村干部抢走,母亲被他们强制拉去结扎,还罚了款。这些痛苦都由父母去承担,而我只能把这段痛苦记忆埋藏心底。父母其实非常希望再有一个女儿,但母亲生育已然不可能,就从远房亲戚那里收养了一个女孩。

直到我9岁前,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干部上门索要罚款,或者从家里直接抢走谷物和大米。那时父母买了拖拉机做起了卖大米的生意,只能任由他们勒索。我9岁那年,父亲遭遇车祸去世,母亲无力扛起抚养三个小孩的重任,只能忍痛把妹妹送还给远房亲戚,那一年,我们家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

然而,中共的邪恶远不止这些。它们真正恶毒的地方,是在你遭受这些痛苦的同时,还不断往你脑子里灌输一种概念,即你的遭遇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人性和天理,而是自己违反了所谓“法律”和政策,因此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在这样的宣传诱导下,竟然慢慢相信了它们的“概念”。随着后来所谓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亲身经历过的这些刺骨的创痛,已成为淡淡的回忆。

中共泯灭人性的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把我变成了一个分不清爱恨的人。

上大学时,虽然幼时的记忆使我自觉远离中共体制,不至于成为又红又专的小粉红,但那时的我早已学会为中共“开脱”,相信了它们所有的说法,例如:至少造成四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只是自然灾害;文革只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小小错误;八九“六四”是学生在境外势力推动下的暴乱,暴力镇压是合理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都是因为有了中共的领导;血腥镇压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要推翻中共;美国正在走向衰弱,中共正在把中国推向世界,等等。这些宣传毒瘤在我的脑中生根发芽,也对应了一句话:真正的恶都是假借正义来施行。

进入大学后,我选择了政治相关的专业——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政策)。2000年时,大学氛围相对自由,课堂上教授们尚可以谈论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可以批判中共的政策,我就在静静聆听。但那时,我一边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一边却为中共的恶行辩护。

接下来20年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反复向身边的人重复一个说法:中共带来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足以抵消之前的恶行,包括对我家庭的伤害。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当局的一刀切封控,再次将极权暴力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先是官员欺上瞒下,为保乌纱帽,全然不顾民众死活,导致疫情全面失控;紧接着,所有反对的声音被噤声,全中国只剩下习近平的发言,一切防疫措施都按照他的意愿进行,民众只能承受无休止核酸测试和严格封控。

过去三年来,中共毫无道理的封控,终于让我有时间去梳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同时接触到了墙外的不同看法,慢慢意识到自己脑中的毒瘤已经快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我不断搜寻资料,不断跟家人求证,与此同时,也开始寻求真正的信仰。我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善恶,至少我能够清楚识别中共的恶。

这种恶,不但给我的成长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痛苦,更成为亿万中国人难以卸除的枷锁。

中共第一恶,是把中国人用勤劳善良换来的经济成果据为己有,并把成果标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中共鼓吹,这40年的发展成就是其改革开放的成果。试问,前30年是谁造成的闭关锁国、民众食不果腹、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真正让中国在这一时期获得经济发展的,是中国人的任劳任怨、温顺善良。由于中共无所不在的暴力机器,中国人只能老老实实充当流水线工人;大力的宣传灌输,则让所有人都把眼光转向金钱。

这一时期,如果没有中共统治,任何一个接受监督的政府上台,都不会为所欲为;没有中共统治,政府只要接受监督,就不会任由房地产无节制发展,导致千家万户为一套房负债终生;没有中共统治,就不会有强制一胎化政策,而造成千万家庭生理和心灵上的痛苦;没有中共统治,社会文化艺术就会与经济发展并进,而不是所有影视书籍只有一个声音,使得子孙后代成为没有任何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没有中共统治,中国不会在全世界只剩下俄罗斯朝鲜委内瑞拉这样的朋友。

把经济发展归功于自身、认定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中共这第一恶有着巨大的迷惑性,让深受宣传机器毒害的一代代人无法看透其本质。如今,我能够觉醒,而更多的人还深陷其中,充当粉红为中共摇旗呐喊。

中共第二恶是它的邪教本质。中共反对宗教,然而其本质却完全具备宗教属性。中共有各级党委和宣传机器,强制人永远忠于这个党;马恩列斯毛主义理论与真正的宗教有着天壤之别:煽动暴力革命,鼓吹流血斗争,对异己坚决消灭,洗脑宣传杜绝异见,组织严密只能进不能出,动辄扣帽子、言论入刑。这一切都与邪教无异。

这个控制14亿人口大国的政权、这样一个邪教所能制造的恶,超越正常人的想像。设想自己的后代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要么成为作恶的一员,要么成为专政的对象。这样的恶,需要每一个人站出来唤醒社会的良知,才能给中国最后一丝希望。

中共第三恶,是对我们的后代设置了层层精神枷锁。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你能看到的影视剧,只能是经过审查的,主旋律电影和战狼电影比比皆是。进口的好莱坞电影也是经过大篇幅删剪。在中共的教育体制下,年轻人早已不从书籍获取知识,有的只是抖音短视频,沉迷于毫无营养的快餐文化,结果培养了一代毫无思想、只会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无知粉红。

这个恶的恐怖在于,中共的毒瘤能够一直传播,几代人之后,人民不再有任何自我意识。我不会让自己的后代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只能选择逃脱这个囚笼。

在大多数人没有信仰的这个社会,人的行为不受道德约束,所作所为没有底线,金钱至上,拜金主义横流,社会只崇尚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拜中共的所谓“宗教自由”所赐。

中共的恶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我从我的半生所闻所感得出的这几点,也只能是沧海取一粟。我所经历的只是我这一代大部分人经历的。我跟家人求证过去的苦难时,了解到我的父亲一辈、爷爷一辈所承受的比我更加深重。

我的爷爷解放前因为勤劳,多开荒了几亩地,解放后就被打成了地主富农,财产充公,忍受着被殴打辱骂的屈辱。经历了这一些之后,他一辈子战战兢兢,甚至限制我父亲去接受更高的教育,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只会给后代带来无尽的麻烦。而我的父亲,放弃了求学的机会,原本有希望借着世界经济腾飞的机会改善自己的一生,却因一场车祸被剥夺了这个机会。

历数中共的恶行,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唤醒有跟我一样经历的人,我相信这样的人不是少数,能够真正站出来反抗。我相信人性并未完全泯灭,就算中共内部也有尚存人性的人。只要有一丝人性在,只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参与像彭载舟一样发声、像参与“白纸革命”的人一样站出来,凝聚更多的人一起反对中共暴政,那就仍存在一线希望。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仅仅是为了家人,我们也应该站出来。揭露中共罪恶,唤醒更多的人,才是我们该做的!

以上,就是我一个“反贼”的心声,诚心祈愿上帝也能听到,给我们国家民族一个未来和希望!◇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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