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发表报告，指中国共产党俨如一间大企业，不断扩大经济权力，利用“举国体制”协调其丰富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网络图片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发表报告，指中国共产党俨如一间大企业，不断扩大经济权力，利用“举国体制”协调其丰富资源参与国际竞争。但报告提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下，一些“中共公司”赖以成功的“不成文规定”遭肆意践踏，令海内外资本家齐问：“中国是否可以投资？”再加上中共对合作国家的本土政治乃至民主操作皆毫无认识；中共对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承诺也有许多未能兑现，中共对内对外均面临重大挑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公司：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塑》。报告作者、中国经济学者诺顿（Barry Naughton）及CSIS助理研究员博兰（Briana Boland）指出，中共犹如一间“中共公司”，其基础要素是在国内公司内设立新的正式的党委。这个党委机制使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直接控制企业。
“厂长负责制”被废“国企”变“党企”
报告直指，中共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近年出现变化，使它们更直接地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证首席执行官（CEO）高于党委书记的权力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已经逐渐被废除。党委首先被赋予了在公司中的“战略”作用，其地位超过了董事局，而董事局本身现在也经常由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
该报告强调，中共近年出台新规，明确规定，党委的前置决策权应包括“三重一大”，即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显然，这意味着本报告所关注的大规模国外业务是由党委直接决定的，而党委本身也宣誓要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指导。
报告又指，在2010年代末开始，现有的国企治理要素被重组，以至于国企与当局系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所有权”已被“党的所有权”所取代，只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收获这些“党企”产生的收入。
诺顿和博兰又认为，为了扩大经济权力，中共党企的党委机制不断变化，例如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中，国企在谨慎规定的范围内被鼓励拥有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更强的激励措施；又例如除了利润和资本价值，还有一套单独的公开目标，被纳入管理层的绩效合同和激励制度；党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以多种重叠的方式得到了加强。
强调“做大做强”不再“维持竞争”“混合所有制”渗透民企
作者又指，中国国企治理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国企的组织原则。在2000年代，中央国有企业被整合，总数缩减到100间，但有两个原则被遵循：每个公司都应该集中在其核心业务上，并且在每个部门至少有两家公司保持竞争。但大约在2008年之后，政府开始强调“做大做强”，国企被合并时不再尊重“维持竞争”的需要，例如在铁路设备和飞机制造商之间，这两个行业的正面竞争被消除了。
报告亦指，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创造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渠道，大大增强了“中共公司”决策者间接引导企业的能力。第一部分包括新的金融法规，与修订后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一起推出，旨在走向一个更加“金融化”的系统；这是一个更广泛的向“投资者国家”转变的过程。第二部分由各种特殊用途基金组成，旨在帮助实现国家目标。第三部分是管理或“指导”新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过程的新方法。这三个新的组成部分是在国家长期主导中国银行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组成的强大体系。这些渠道加在一起，为“中共公司”的决策者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
两位作者又指出，在过去十多年，政府和党委书记对私营企业的渗透一直在增加。报告指，“中共公司制度”发展目的是让“混合所有制”的私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比国有公司受到更少的直接控制和约束。与国有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私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到的直接控制和限制较少。
本“不明文”承认私企合法习肆意践踏市场规律
但报告强调，“中共公司”有三条“不明文规定”，但这三条“不文明规定”近年均遭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意践踏。这三条“不明文规定”包括：私营企业被认为是合法的，企业家被允许致富；中共指导私企的法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中共的战略方向可以很容易地传达给各行各业的负责人。两位学者指出，习近平肆意践踏上述三大“不明文规定”实际上已引发了一种危机，导致外国和国内资本家想知道，“中国是否可以投资？”
报告亦指出，“中共公司”的海外活动有许多协调失误。报告直指，“中共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承诺许多援助，但最后不能全部兑现。这问题在中欧国家尤其突出。虽然一众中欧国家都参与了“一带一路”，但除了希腊、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外，其他国家的重大投资都不多。即使在希腊，中国对能源领域的投资和项目开发的承诺也没有完全实现。更多的例子可以在中美洲找到，那里有许多雄心勃勃的项目都失败了，包括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高速铁路以及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运河。同样地，在畿内亚，中国公司未能实现该国大规模西芒杜铁矿的承诺开发时间表。
“中共公司”近年在全球范围皆遇到挫折
两位学者指出，“中共公司”近年在全球范围皆遇到挫折。以希腊和葡萄牙为例，欧盟对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希腊的电网方面的担忧，令希腊和葡萄牙不得不三思，在筹集其基础设施和私有化项目资金时，是否要考虑中国。在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案例研究中，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公司的扩张的担忧影响了中国项目的前景。
又据指出，在马来西亚，出于对华为的担忧和考量美国的取态，这家电信巨头的海外业务扩张大受影响。在阿根廷，美国和阿根廷的抗议给Espacio Lejano深空地面站的建设蒙上了阴影，该站的特点是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和使用条款没有公开。此外，阿根廷的初创公司Satellogic是一家领先的私营卫星图像供应商，它放弃了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关系，转而与美国公司合作。作者得出结论指，不同的案例清楚地表明，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大国的带领下，全球都在反对中国的合谋行为。
两位作者又指，由于“中共公司”的执行者往往不熟悉合作国家的本土政治，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对民主进程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他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往往显得很笨拙。在许多情况下，包括在“中共公司”的案例研究报告中所代表的情况，由于与中国公司的密切关系而引起的腐败指控导致了政府的倒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马来西亚，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60年的统治在2018年因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的腐败指控而戛然而止。关于马来西亚过度支付中国基础设施项目以换取政客回扣的指控也在选举中成为重要议题。主要是基于本土政治考量，纳吉布的继任者迅速就马来西亚为中国项目支付的价格进行了大幅削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