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所发的《用脑子分析和判断传闻》中说：《惨烈一叶：历史上真实的长春围困战》一文使人震撼；那么，现在从《选网》上的“读编往来”栏目中读到的《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中透露的“联日反蒋”一幕丑剧，则使人惊呆；如果说“长春围困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联日反蒋”简直使人无法置信!如果“长春围困战”反映出来的是“残暴”两个字；那么，“联日反蒋”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无耻”两个字。
历史上的“联日反蒋”这一幕的被暴光，意义非凡，很有必要加以注意：
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汪精卫是日寇的傀儡，并无实权，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太上皇”—汪伪政府最高顾问影佐帧昭少将的同意，潘与汪会谈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实际情况与官方公报大不相同。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有关“联日反蒋”的内容引述毕)
那么“联日反蒋”及“长春围困战”这类史实是如何被长期隐瞒的？
既然号称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再后来，又号称“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全心全意、毫无私利”什么的，对于“联日反蒋”、“长春围困战”这样的事情，不仅当时不能让公众知道，即使在成为了历史以后，也必须隐瞒。因为执政者不但要执政，而且执政得要光荣、要漂亮。
那么，如何隐瞒?大家都知道：首先，严密控制舆论机构，是进行隐瞒的切实保证。另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以后制造一个罪名，把当时的丑恶行动的执行者关押了起来。这样，既可以封了口，又由其为主使人的卖国行为背上黑锅，转移视线。
如此作为，隐瞒的目的达到了吗?你只能在事发的六、七十年后的今天才知道一些真相，可见这样的隐瞒工作，成效不可谓不大。
但是，第一：事实真相终究还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五、六十年都隐瞒下来了，但是到了六、七十年后就暴露出来了。可见：真相不可能永远被隐瞒下去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
第二：为了隐瞒这个事实，又要多犯下更多新的罪行。
在播放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的华妃，为了实施陷害某人的罪行，就需要买通若干人、恐吓若干人和谋杀若干人，犯下了多桩罪行。
正如俗话说的：为了圆一个谎言，就要再撒一百个谎言。同样，“联日反蒋”丑剧的主使人为了隐瞒这桩罪行，犯下了更多新的罪行。
“多行不义必自毙”。隐瞒事实真相的后果，今天显现的状况就是如此。那么，它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相信不会是美好的和圆满的吧？要是这样，那就太没有天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