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他遇见终身伴侣——局长的机要秘书王玉琳。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渐渐成了一个敢说敢做的造反派。“文革”初期规定了“国际友人不许批评”，没有人给李敦白提意见，但李敦白认为该自我批评。李敦白找了些新闻纸粘成一张大报纸，用大字写下标题“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第二天，他竟成了英雄，受到大家的赞扬、拥护。就这样，李敦白越来越“左”，越陷越深，而对这场“革命”背后的骚乱、个人权力的角逐却丝毫未有察觉。
李敦白不久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目。已经45岁的他和年轻人一道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了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分别同毛泽东合影。李敦白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给他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李敦白回到机关以后，人们都拥了过来，说：“老李，你和毛主席握手了呢，你洗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洗。”于是，“大家抢着和我握手，办公室外面有40多个人排队，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因为毛泽东已经好像一尊神，人人想沾上一点仙气。”事后李敦白这样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全国，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这个黄头发、高鼻子的美国人，以流利的汉语、高涨的革命精神、大义凛然的英雄风度、不同凡响的宣传激情，引起台下热血青年山呼海啸般的回响。
但是这只维持了几个月，“中央文革”派人到电台，李敦白被加以软禁。后来他才知道，因为江青说了：“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做“国际间谍”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最初，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斗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李敦白说：“在狱中，我听闻林彪坠机、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等事件，我还感觉到300里之外的唐山大地震。当我在报纸上不再看到‘四人帮’的消息时，我相信自己即将出狱。我好几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是那些身边的人鼓励我活下去，他们知道我只是政治的牺牲品。”
李敦白被捕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岳父也含冤病逝了。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终于被释放出来了。经过家人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
1980年，李敦白和王玉琳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回到美国，借住在他姐姐的家中。王玉琳织毛衣出售，还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李敦白到学校教课。他们决定“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1986年，李敦白穿针引线，促成了美国CBS的记者华莱士专访邓小平。此后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
现在的李敦白经营着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一些进军中国的美国公司担任顾问。他对“文革”和中国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