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疲弱，甫开始第3任期的习近平亟需拿出成绩安定民心，过去几年政治处境飘摇的民营企业，此时又成为官员们要好好伺候的“座上宾”。
问题是：官方喊了多少次要对民企、国企“一视同仁”，为何还是做不到？中共政权下，民营企业能有真实稳固的经营信心吗？
尽管2022年的中共20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乃至今年“两会”都释放出要力挺民企的信息，但根据财新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2月底在“浦山讲坛”中说，透过对大量政府采购数据的研究，了解到许多民企目前已经拿不到政府的订单。
姚洋表示，在中美博弈、新型举国体制的引导下，政府订单都先给国企，再由国企发包给民企。偏偏这些订单金额很大，很多民企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引进国企占股，如此一来不但有机会拿到订单，还能享有仅一半不到的低利率。
多数国家都有国营企业，但大多限于能源、军工等与国安和重大民生有关领域，而非像在中共治理下，除了创新领域外，所有的传统行业几乎都有国企，“与民争利”的现象普遍存在。
连低进入门槛的书店，都有国营新华书店抢占最好的地点，不计成本经营。毕竟书店是跟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国家当然不会放手。
民营企业在中国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像是被塞进了不合身的衣服。这件衣服是体制，是法规，在衣物没遮到的地方，有本事者竞相投入资本“野蛮发展”；在衣物过紧的部分，则处处掣肘，随时要有被国家突如其来监管限制或左派人士莫名攻击的准备。
不要忘了，中共奉社会主义为圭臬，民营企业的概念不过是这30、40年的事，如何为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找出与共产党执政不矛盾的说法，就花了长久时间。
中国在1970年代末走向改革开放后，1981年，个体商户被允许可以雇用7个以下人员；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才获得合法地位，被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到了1997年，中共15大报告改称“非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企在中国始终是“先有事实、再给名分”，但法律跟不上，又掣肘了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
中共的“心病”在于：不能任意缩减国有企业，还要透过国企施展党对行业与资源的控制。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后，一边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边强调“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但实务上两者相矛盾时，优先顺序又该如何？
中国民企当前面对的环境可谓“内忧外患”：在国内要跟资源丰沛的国营企业竞争，在国外市场上，又因为国际“排中”新供应链成型、产业外移、防疫清零等因素，外贸订单大量流失。然而，最坏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这个“好”在于：既然眼前拼经济最重要，对民企不必要的折腾都可以少了。
民企在中国扮演着“56789”角色：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毛额、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不是这些功能，它们受到的打压和漠视会更严重。
但是，民企作为政权“工具”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一旦经济恢复，它们又将被要求配合细节不明的共同富裕政策。
在台湾，郭台铭可以表达想选总统；在对岸，没有犯法但惹怒当局的马云，却只能低调出现在海外；再怎么有钱有权的老板，也可能因为要配合当局调查，突然与外界失联。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党和国家面前，永远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