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简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会计。不要学费是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该校为国民党培养文职干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
解放前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做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21年，从1928年到1949年，是没有真政府的。解放后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年，4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父亲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一查发现，他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会不牵挂上一点。”父亲问“牵挂上”了什么，他们不告诉他，也不给他认定历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么父亲的问题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原来，1956年审干时，父亲顶撞了学校领导。1957年反右，领导决定报复他，想把他打为极右，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多次召开批判会，要父亲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父亲看如果不把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招认了，是过不去关的，于是索性心一横，你们说什么我都认下，于是被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领导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还是开除公职，送了劳教。4年劳教结束，档案里没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继续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业学校改正他的问题时，又因没有历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据，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这么荒唐！
4年劳动教养期间，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那时正“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别人偷食堂的红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劳教后，他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亲的53元工资。有时出去“打工”，干点儿重体力劳动，收入微乎其微，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17年饭。
我们姐弟妹三个，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对儿女施加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殆尽。母亲作了21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资养家。我们姐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就业是最差的工作，当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父亲补发了700元工资。他给我母亲200元，给我们姐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5元钱，余下的200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1998年4月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20年的安泰（不劳而获）。”改正之后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亲的情况不是孤例。与他一起劳教的一个人，4年劳教结束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话剧团有个姓王的演员，也是这种情形。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师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右派，1979年改正时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名正言顺地改正，就又把他现打一次右派！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